雖然警方公布譚靜案的調查結果已經有近十天，但輿論對案情的討論熱度不減，在網上的討論聲中，關于案發現場的證據等是否足夠支持“自行墜落”的結論，關于對譚靜的屍檢是否充分，甚至關于韓國人在廣州犯法是否會受到特殊保護等各個層面的問題，雖備受關注，但卻至今沒有足夠權威的聲音做出解釋。
鑒于此，記者對已經披露的案情細節再做梳理，請有關方面的專家給出解答。本報所採訪的兩名專家，其一為在廣州司法係統曾擔任法醫多年，現任檢察官一職（鑒于其本人意願，隱去真名），另一位則為曾有豐富的法醫從業經歷，現為東方昆侖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顧浩巍。他們對譚靜案情的再審視，或為撥開案情迷霧帶來一些的啟發。
自行墜樓？
警方公布的證據能不能支持自行墜樓身亡的結論？如果能，從上述證據推測的可能的案發過程是什麼；如果不能，還差什麼證據？
檢察官：
高墜傷死亡的法醫鑒定本身就是法醫學的一個難點。警方得出的“自行墜樓”結論已經是很謹慎的了。“自行墜樓”有可能是自殺，也有可能是大量飲酒後，自控能力降低，不小心滑下去、掉下去，還有可能是受到外界環境的某種影響被迫跳了下去。
從目前的證據來看，警方的說法是可以自圓其說的。高墜死亡，無論是“自殺”還是“他殺”，屍體損傷狀況往往是一樣的，因此，判斷“自殺”或“他殺”的關鍵不是看脾臟是否破裂、是否骨折，而是要看案發現場的外部環境，現場有沒有掙扎痕跡，屍體體表有沒有掙扎的傷痕等等。
警方提供的證據證明死者生前“飲了大量的酒”，這一證據是支持“自行墜樓”結論的一項有力證據。
另外，如果死者是被人推下去的，現場窗口又那麼小，那麼，在被推下去的過程中一定會掙扎，會有掙扎損傷，死者皮膚表面也應該會有反應。
顧浩巍：
公安機關的報告是：進門兩室一廳，屋內呈現自然擺放。那麼，屋內有沒有指紋、擦痕，臥室裏面有沒有臟亂，有沒有搏鬥痕跡，這些都是判斷“自殺”或“他殺”的關鍵，這些內容在公安的現場勘查裏肯定會有。
另外，衛生間的門是破壞性的打開，還是正常打開，這能反映衛生間裏面的人心理狀態，可以推斷現場是不是經過偽造和處理。
第三，馬桶上和窗戶上有沒有留下擦痕，擦痕的方向是什麼樣的？衛生間裏面的踩踏痕跡和塵土與死者鞋子上的痕跡和塵土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是否有偽造的嫌疑？
第四，窗戶打開的力度有多大，有沒有生銹，是不是一個女孩在醉酒狀態下能做到的。窗戶鐵條上留下的衣服纖維以及死者衣服上的劃痕，能否判斷出死者是頭先出去的還是腳先出去的。
現有情況來看，她自己墜樓的可能性比較大。但“自行墜落”所衍生出來的情況很多，有自殺、不慎、被迫都可能。
人衣脫離？
在褲腰上還係著皮帶的情況下，譚靜墜樓時休閒褲脫落“符合高空墜落”這一結論是否具有說服力？您所親歷的或知道的高空墜落案件中，是否曾有過墜落時人和衣服分離的先例？
檢察官：
在高空墜落過程中，因滑動、勾挂、高空強大墜力等等都可能造成衣褲脫落，這樣的先例以往也有過。
顧浩巍：
在檢驗皮帶時，應該量下尺寸，看是不是能掉下去。再者，皮帶上有沒有別人的指紋？褲子上面的破損，受力方向怎樣？褲子是墜落過程中刮掉的，還是死者掉到梁上之後，褲子才落下去的，這些可以通過劃痕來判斷。
民事責任？
對于醉酒的譚靜，3名韓國男子深夜將其帶回己家，已構成先行義務，根據民法的公平原則，譚母可以得到相應賠償，此說是否成立？譚母是否可以追究三名韓國人民事責任？
顧浩巍：
3個韓國人在一起醉酒的時候把死者帶回家，就是主動承擔了監護義務。現在，他們沒有盡到監護責任，需要承擔民事責任。如果在沒有其它證據證明3人構成犯罪的情況下，死者家屬可以向法院起訴，追究其民事責任，但究竟要承擔多大責任則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腿內驗傷？
從您的辦案經驗看，人體經歷從30樓墜落至13樓橫梁這個過程後，身體最可能呈現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除“全身多處挫傷及骨折”這一特徵之外，屍體還可能有什麼表現？人的肝脾是否會因巨大的衝擊力而破裂？
檢察官：
肝脾破裂，多發性粉碎性骨折都可能出現。
另外，不管是被扔下去，還是自己跳下去，還是不小心掉下去，都很難從骨裂程度或脾臟破裂程度來判斷，無論是怎麼掉下去的，這些損傷都會是一樣的，要判斷“自殺”或“他殺”靠這個是區別不出來的，主要還是依靠外部環境來判斷。
顧浩巍：
屍檢表明，有多處挫傷和多處骨折，挫傷怎麼形成的，是墜落過程中形成的，還是在房間內形成的？
一般屍體在墜落過程中，大腿內側、腹股溝部位不容易形成挫傷，那麼，這兩處有沒有挫傷？如果有，則很可能是在房間內形成的，這是她是否遭到性侵犯的一個關鍵。
三人串供？
從韓國人聽見洗手間“砰”的一聲響到報警，中間間隔時間少于一個小時（監控錄像顯示5時26分他們走出電梯，報警回執顯示報警時間為6時21分），這個時間段有沒有可能讓三人串供出完美的、沒有破綻的供詞？
檢察官：
串出一份完美的供詞，難度是很大的。除非有人教，如果3名韓國人在中國有熟悉的律師或者熟悉的專業人士幫他們“支招”，教會之後，才可能串出比較完美的供詞，普通人短時間內串供反而容易被抓到破綻。
顧浩巍：
3名韓國人的供詞有一些疑問。首先，3個人當時已經很清楚她已經喝多了，行動不穩定，情緒波動比較大，在這種喝酒比較多的情況下，又帶她去喝酒，那麼，其目的是要把她進一步灌醉？
第二，喝酒之後，3個男人帶一個女人回家，畢竟是不正常的，為什麼沒有送她回家而是帶到自己的房間裏，有什麼目的？（記者注：此處三名韓國男子曾有解釋，因為譚靜醉得說不清楚自己家住哪裏，只能帶回其中一男子家中）為什麼沒有打電話給她的女性朋友，為什麼沒有通知其家人？第三，死者在房間裏面大概有26分鐘，26分鐘裏面做了什麼？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跳樓？手提包和牛仔外套都“自然地”擺放在客廳內，包和衣服放在該放的地方，說明當時死者的意識是清楚的，那麼為什麼會出現“自行墜落”。
結論難推？
譚靜家屬現要求找獨立第三方再做屍檢，請你從專業的角度提出看法，再做屍檢有沒有可能提供出新的證據？如果家屬堅持再做屍檢，應該重點注意對屍體的哪個部位做詳細檢查？
檢察官：
現在再進行第三方的屍檢意義不大。
一方面，廣州公安的法醫鑒定水平是全國領先的，在以往的案件鑒定中，即使是出錯也是一些疏忽性的錯誤，絕對不會出現因水平不夠導致的鑒定不準確。
再者，這個案子經過媒體大規模的炒作，公安方面也會高度謹慎，不會出現疏忽，鑒定肯定是做得很扎實的，一些拿不準的地方甚至可能已經咨詢過相關的權威法醫人士了。
其三，中山大學法醫學院方面的法醫水平也相當高，中大法醫學院的教授長期幫助公安方面做法醫鑒定，有的甚至是義務的，廣州的法醫水平毋庸置疑，要在其中找茬很難。還有一個問題是，屍體和現場都已經破壞了，現在再重新屍檢，只能檢驗有沒有中毒，但這些該做的公安方面已經做了，體表的相關損傷也已經有詳細記錄，再檢驗意義不大。
法外開恩？
司法實踐中，同等情況下一名外籍人士殺人和中國人殺人在罪責認定上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具體在哪些環節上有差異？治外法權的情況是否適用于此案中的3個韓國男子？
顧浩巍：
外國人和中國人犯罪，在罪責認定上是基本一致的。除非是享有外交豁免權的特殊人士。在這個案件中，不存在這種情況。治外法權指一國國民在外國境內不受所在國管轄，如同處于所在國領土以外一樣，外交豁免權屬于其中之一，但僅限于外交官本人。目前在中國大陸境內，涉及外國人的刑事案件基本上其本國的領事館都會去旁聽，但無法對案件審判起作用，這種旁聽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同時涉外的刑事案件一般不在基層法院審理，都在各地中院審理。（記者
魏凱 余亞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