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一份名為《上海市規范公務員津貼補貼的實施方案》的文件，把滬上公務員攪得思緒萬千。這份文件由上海市紀委、組織部、監察委、財政局、人事局、審計局6部門聯合頒布，旨在調整公務員不合理薪酬。上海十余萬公務員正經歷著一場力度空前的收入調整“風暴”，這個目標一旦實現，上海公務員人均年薪將由12萬縮至10萬。

    1月17日，文件正式下發，規范范圍囊括市、區各級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民主黨派機關等。從3月開始，在這些機構工作的公務員面對著一張新的工資條。“大幅降薪”的傳聞，年初已經在公務員圈內流傳數日，一直延宕至3月。

    規范方案的矛頭直指公務員津貼補貼名目繁多、發放秩序混亂的現狀。力爭用三年時間，逐步消除地區和部門之間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最終促成公務員津貼補貼發放與單位佔有的國有資產和行政權力徹底脫鉤。

    上海一廳級官員介紹說，1993年公務員薪資制度改革時，為使收入分配適應各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國家提出建立“地區津貼制度”，各地可以根據本地經濟發展水平、財力狀況制定自身的“津補貼”。但國家未出臺統一政策。在此背景下，地方公務員的津貼補貼名目逐漸失序，甚至婚喪嫁娶也在其列。

    專門研究過中國公務員薪酬問題的復旦大學博士孫琳表示，據不完全統計，各地擅自發放的名目達到300多項。

    “不規范的背後是部門利益膨脹失控的現實。”孫琳說，“各部門競相利用手中的權力取得財政預算外資金。”一是各種各樣的行政收費項目，主要集中在公安、建設、工商、房管、教育等所謂“肥差”部門；二是下屬實體上繳收益。它們在其主管部門的“勢力范圍”內享受著優先甚至壟斷所得的暴利，以上交管理費、承包金及年終機關福利的形式匯入部門賬戶，成為公務員隱性收入的主要來源。

    上海此次規范公務員薪酬要求嚴厲，規定各項政府非稅收入，一律上繳財政專戶，由財政部門統籌安排。津貼補貼的發放也一律通過財政集中支付平臺，以銀行卡形式進行，禁止發放任何名目的現金、實物以及有價證券。

    這意味著大量受益于此的公務員遭受減薪陣痛。據南方周末報道，“此番規范，上海市直機關中以公安、稅務、財政等強權部門受衝擊最大。至區縣一級，則減薪范圍更廣，幅度尤甚。”

    “非稅收入”歷來是個令人心旌搖曳的“動感地帶”。截住了“非稅收入”，基本也就管住了可以伸手的“資源富礦”，上海這一刀算是切到了要害。

    作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權力的擁有者，一旦“革薪”風暴革到自己的頭上，其痛苦可想而知。

    對“官僚制”頗有研究的美國學者安東尼·唐斯認為，在官員若幹動機和目標中，權力居首位，緊接著就是金錢收入，然後才是聲望、便利、安全、忠誠等。

    自利是人的普遍本能，利用手中的權力斂財以自肥，是作為官員的人最容易犯的過失，因此官員的權力不僅需要來自另外一極的權力來制衡，而且必須接受來自公民的權利制約。

    鑒于上海的情況與其他地方大同小異，無疑，上海的“革薪”風暴對全國都具有示范意義。（陳昌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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