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大型住宅小區附近，一些發廊的妓女就喜歡做這些所謂的街坊生意。 記者麥圈
她們是邊緣中的邊緣，弱者中的弱者，時刻被危險包圍，遭受暴力襲擊後極少報警，破案困難重重。
“色字頭上一把刀”
自2007年年初，南方周末記者對性工作者生存安全狀態的調查，在遼寧、湖北、廣東等地陸續展開。此間，各地“小姐”被殺、被強姦的消息以每周1—2次的頻率繼續見諸媒體，鮮有中斷。
來自多個研究者和NGO的調查同樣證明：性工作者的生命安全正在受到暴力威脅。比如紅塵網——一個專門關注邊緣女性的網站，2005年，網站管理員、妓女瑤瑤在深圳遇害。從2007年1月至今，該網收集到的性工作者被殺死、強姦的案例約200起。
幾乎與此同時，中
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趙軍開始了一項新的調研——在一個中部中等城市，和一個沿海大型城市，針對以性工作者為侵害對象的刑事案件，進行犯罪學、刑法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研究。
“對于她們，首先是謀生、吃飯，然後才是小心不要被打被殺；預防艾滋病性病，那都是更靠後的事情。”性學家、人民大學教授潘綏銘說。潘綏銘介紹，近年北京未破命案中，40%的被害者是性工作者。
在公安部門正式的案件統計中，還不曾有“性工作者被害案”這樣一個專門的類別。無論對于南方周末，還是其他研究者，對這個隱蔽的灰色人群的調查，都是一項艱難的工作。
數十名性工作者的直接訪談、上百個公開報道案例的統計分析之後，“小姐”安全狀況的一副概貌展現出來——
被殺害、被強姦、被搶劫，是底層小姐們隨時面臨的危險。
時間——80%以上的案件發生在淩晨，這是她們“交易”最活躍的“工作時間”。
地點——最多見的是城市出租屋、小旅社，和碰巧人去屋空的發廊。而城中村則是最危險的地方。在中國的大型城市，釘子一樣的城中村不少于5000個。
在華南某市的一個城中村，本報記者曾目擊上千警察拉成三層大網、打擊賣淫嫖娼的壯觀景象。行動結束不到3天，一切照舊。在廣州市的楊箕村，警方一度懸挂著這樣的標語：“色字頭上一把刀，小心被騙入出租房劫財！”
這是“樹葉”的另一面——“小姐”夥同他人有預謀地對“客人”實施犯罪侵害，同樣不絕于耳。地下性交易，對于小姐和客人雙方來說，都可能意味著謀財甚至害命的陷阱。
“窮殺窮”與“黑吃黃”
趙軍的研究正在開始係統呈現此類犯罪的特徵。他的調查不但包括案卷分析，更是從和警察們一起吃火鍋、喝啤酒、看球賽開始的。他將此種方法概括為“入圈式調查”。他的調查顯示：越是低端的、不斷流動的站街女或發廊女，受到暴力侵害的幾率越高。
警察們向趙軍慨嘆：為了保證服務業發展，警員要進賓館或大型娛樂場所，需要得到分局領導的批準。而高檔一點的桑拿，幾乎可以“規范經營”，明碼標價、前臺結賬。警員們的處境是：星級酒店不可隨便進入，罰款的壓力卻並未減輕。到舊民房和建築工地去查外來工，雖然沒有限制，可“除了解放鞋，他們什麼都沒有”。所以，那些最底層的性工作者，更容易成為查處目標。
得不到警方的保護，也就意味著更容易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用趙軍的話來概括，“越是地下化，就越容易受侵害。”
底層的性工作者生活艱難，青島醫學院教授張北川在防艾工作中接觸的最貧窮的性工作者，一次交易僅收費5元。而在武漢洪山廣場，本報記者取得了前文所言“兒子上大一”的“黃阿姨”的信任，去她家裏看看。這個個多次遭劫的女人自認最安全的工作地點，除了一床，惟一的家具就是一張二手桌子上面還刻著“辦公室”，寒酸壓抑令記者有一種逃跑的衝動。
一方面，是最底層的性工作者最容易受侵害；另一方面，對這個最底層的人群實施侵害的，同樣多是底層人群。
嫖資糾紛，是最常見的血案導火索。在深圳，一個發廊妹的死帶給“客人”的收益，是13元現金；在廣東河源，一個老翁要將事先商定的50元嫖資“砍”到20元，最終讓小姐喪命；在內蒙古某地，“客人”拿不出事先商定的100元，“小姐”提出用3件衣服折抵，爭吵最終導致小姐被分屍後棄于水溝。
而來自警方的案卷顯示，針對小姐群體的綁架搶劫，越來越呈現“專門化”特點。
2006年，湖北某地警方破獲了一起集團係列搶劫案，主犯經歷是：先開發廊“經營”她們，後來索性直接搶劫她們。此人退伍回原籍後沒有工作，開設了一個小休閒店，但生意不太好。在平時的閒聊中，他從自己店裏小姐口中得知，有些姐妹做生意時遭到過客人的綁架和搶劫，但不敢報案，被劫財劫色，也只能吃啞巴虧。他由此受到啟發，開始在網上瀏覽相關信息。後來在網上找到了一個叫“黑吃黃”的網站，上面詳細介紹了綁架小姐的各種方法、技巧和注意事項，並宣稱：採用該網站推薦的方法作案，至少要做50至70件才可能因疏忽被查獲。
于是，他聯絡幾個無業人員，給他們介紹相關作案方法，實施針對小姐的犯罪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