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對政府權力形成更有力的制約，為了維護公共利益，也為了培育我們社會的“公民精神”，建設一個公民社會，我們有必要來賦予公民對于事關公益的事件向法院起訴政府機關的權利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頒布以後，全國各地出現了多起要求政府進行信息公開的訴訟。例如2008年6
月6日，北京市民朱福祥及湛江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要求北京市海淀區環境保護局、海淀區四季青鎮政府履行職責，依法公開信息；而素有“訴訟狂人”之稱的郝勁松，在“華南虎照”真相公布前的6月23日上午，也到西安市蓮湖區法院起訴陜西林業廳，要求公開“華南虎照”的相關信息。
對于起訴要求政府進行信息公開的案件，有些法院進行了受理，但有些案件，法院卻不會受理。對于起訴的條件，《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在政府信息公開工作中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這裏強調了要“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更是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因此，如果一個具體行政行為不是與公民有直接關係的，法院是不會受理的。
例如朱福祥及湛江提起的訴訟，主要是要求政府部門公開相關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情況、人口總數及動遷人口情況、土地總面積及歷年土地徵收利用情況等，這些與他們沒有直接關係，6月18日，法院就以不符合行政訴訟受案范圍裁定不予受理。而“華南虎照”的相關信息與郝勁松也沒有直接關係，法院也很難會受理。
從實際情況來看，雖然在不少新聞中，有關人士提起訴訟的緣由看似與其無關（比如在一些環境污染的公共事件中，向法院起訴要求政府履行職責查處，在一些假冒偽劣產品引發的公共事件中，向法院起訴要求政府積極查處等等），但是，這些信息或者這些事件的發生，卻事關公共利益，如果相關政府部門不積極履行信息公開的義務或者不積極查處相關違法行為，法院基于“不告不理”的原則也不可能主動地督促政府部門履行職責，公民也沒有權利通過法院來督促政府履行職責，那麼政府就會一直怠于行使職責，這將使得公共利益蒙受損失而無法糾正，阻礙我們社會的發展。因此，盡管目前法律規定公民對于沒有損害自己合法權益的具體行政行為，沒有權利起訴有關政府部門，但這種規定並不合理。為了對政府權力形成更有力的制約，為了維護公共利益，也為了培育我們社會的“公民精神”，建設一個公民社會，我們有必要來賦予公民對于事關公益的事件向法院起訴政府機關的權利。
公益訴訟起源于羅馬法，是相對于私益訴訟而言，“私益訴訟是為保護個人所有權利的訴訟，僅特定人可提起，公益訴訟是為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公益訴訟分為兩類，一類是民事公益訴訟，主要是針對公司、企業和公民個人侵犯公共利益提起的訴訟，另一類就是本文所要提到的行政公益訴訟，主要是針對行政機關侵犯公益利益而提起的訴訟。世界許多國家與地區，都有行政公益訴訟的規定，例如在英國，檢察總長代表國王，有權阻止一切違法行為，可以代表公共利益主動請求對行政行為實施司法審查；一般來說，各國的行政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廣泛，並不局限于自身合法公益受到行政行為侵犯的公民，起訴的對象既可以針對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也可以包括抽象行政行為，最後，為防止公民濫訴，公益訴訟必須以法律有特別規定為前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我們在建設法治國家的進程中，公權力濫用或者不作為的現象仍然比較嚴重，因此，在我國引進“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對于我們打造“法治政府”更具有現實意義。 （浩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