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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談監控攝像頭 稱公共利益與個人隱私不對立

2013年08月11日 09:46:57 來源: 現代快報

近9萬個攝像頭“監控南京”,如何在攝像頭下保證個人隱私不受侵犯是個現實問題   本版攝影 現代快報記者 辛一

  近9萬個攝像頭“監控南京”,如何在攝像頭下保證個人隱私不受侵犯是個現實問題   本版攝影 現代快報記者 辛一

  隨著一段監控資料的外泄,上海高院4名法官的仕途戛然而止。

  據報道,6月9日,上海法院4名法官在受邀外出用餐時,在惠南鎮衡山度假村內的夜總會包房娛樂,接受異性陪侍服務。這段“私人生活”,最終因一位“爆料人”獲取了酒店監控資料而公之于眾,這一頗具戲劇色彩的事件迅速發酵,最終引來舉國關注。隨著4名當事人的被撤職和被免職,轟動一時的“上海高院法官涉嫌集體招嫖”事件,總算告一段落。而另一則似乎毫無關聯的消息,也因與上述事件在時間節點上的巧合而引發爭議:日前,河南省出臺有關條例稱,擅自傳播公共場所的監控視頻將被處罰。

  這兩則消息,都將大眾關注點引向一個已不再新鮮的話題:監控攝像頭是否已使人無隱私可言?並引發網絡熱議。

  小小一個監控攝像頭,洞察的不止是人們的一舉一動,也考量著社會如何在公共利益和個人隱私之間做出權衡。

  現代快報記者 李紹富 劉旌

  南京監控攝像頭現狀

  全市近9萬攝像頭

  出門就在“天眼”監控下

  據南京市政府公開發布的消息,根據2010年統計的數據,全南京就有攝像頭8.4萬多個,而隨著這兩年安裝監控攝像頭的單位和個人越來越多,加上財政資金在這方面也有投入,估計到目前為止,南京的攝像頭總數有近9萬個之多。而警方直接管理的攝像頭,至少有5000個。

  這些攝像頭主要分布在各主要交通幹道及部分支道、地鐵等公共交通站點,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大學,商場和小區等。無論是大街小巷,還是車站,在南京的多數公共場所,近9萬個監控“攝像頭”可隨時捕捉並記錄任何可疑情況。對在南京城區活動的人來説,只要你出門走幾步,説不定就進入了監控視線。而這些攝像頭,每年都會幫助警方破案數千起。

  在南京最熱鬧和繁華的新街口商圈,秦淮公安分局淮海路派出所直接管理的攝像頭就多達將近80個,其中有10多個還是高清攝像頭,連路人衣服上的字都能看得很清楚。

  為了最大限度發揮社會監控攝像頭的作用,淮海路派出所還安全接入社會面監控圖像20余家400多個攝像頭,基本實現轄區圖像監控全覆蓋,形成監控係統建設的規模效應。他們在南京率先完成了圖像聯網覆蓋工程和派出所警務調度室建設。

  而在淮海路派出所警務調度室,現代快報記者發現,每天都由一名值班所領導坐鎮指揮,由4名人員負責轄區信息研判,由4名監控值守人員確保轄區監控實現全天候值守。而依靠這些監控,警方曾破獲多起侵財案件。

  監控攝像頭市場探訪

  攝像頭隨便買賣

  價格上百到數千不等

  “上世紀90年代時,監控攝像頭還是個新奇玩意兒,現在早不是了。”40多歲的陳鋒(化名)是南京某電子賣場內的老板,專做監控攝像頭生意,他是好幾家此類品牌的代理商。

  “這個東西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陳鋒向記者介紹,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只有極少數的場合能見到監控攝像頭,當時的買賣也很嚴格。“比如有人來買,是要先審核對方的身份和用途的。”到了90年代後,監控攝像頭的買賣市場逐步放開。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于監控攝像頭的要求和依賴越來越高。原本遠在天邊的監控攝像頭,幾乎成為了人們生活中的必需品,甚至不局限于公共場所,走進了尋常百姓家。

  “生意最好做的時候,是2000年之後的幾年。”據陳鋒介紹,那時候這種設備的賣價很高,從事這一行業的人很少,所以利潤比較可觀。可如今,由于市場需求量大,賣家也越來越多,網絡銷售更是拓寬了原本的買賣渠道,監控攝像頭的利潤空間逐漸被壓縮。

  現代快報記者在淘寶網上檢索了有關監控攝像頭的商品,最便宜的只需100多元,貴的也只是幾千元。據業內人士介紹,想要監控攝像頭運行起來,不僅需要攝像頭,還要主機、顯示屏、硬盤等設備,一套東西買下來,比較可靠的品牌售價大約要兩千元左右,當然了,高端一點的産品也有上萬元的。

  “攝像頭的買賣,跟其他電子産品差不多,作為商家,我們只要辦理正常的工商營業執照就可以了。”陳鋒説,對他們經營者來説,現在只要有生意就做,一般不問對方具體做什麼,按照要求供貨就可以了。除了供貨外,不少商家還負責安裝,以及後期維護的技術指導。

  誰在購買監控攝像頭?

  機關企事業單位為主

  私人逐漸增多

  都是一些什麼人在購買監控攝像頭呢?

  “最主要的還是機關單位。”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商店、物業公司、酒店等單位,由于其直接面對的是公共場所,監控設備自然不可或缺。買賣過程中,賣家會根據對方的實際需求,以及能承受的價位,推薦相關性能的監控設備。“比如物業公司要在小區裏安裝監控,我覺得就沒必要買那種高清探頭,買了也浪費錢。”

  對于這類購買者,買家對其使用目的是比較明確的,而與之相較的是私人購買者,這類買家的購買理由,往往也讓賣家哭笑不得。

  “有的人是家中有過被偷的經歷,此後就用攝像頭來防盜了。”陳鋒説,這是一種相對“説得過去”的購買理由,但他也曾遇到過“奇葩”顧客。

  “有的人家裏請了保姆,但又不信任對方,于是想買個小探頭,隨時監控對方的一言一行。”而現在的技術已經可以實現拿著手機就能監控家中的狀況。

  “還有的顧客甚至會跟我説,他懷疑自己的妻子有外遇,但又沒有證據,想在家裏裝個小探頭,監視對方。一旦掌握了‘證據’,即使離婚了,也多點勝算。”陳鋒並不諱言的是,要不是買家主動説出來,他們對對方的身份和購買意圖並不那麼關心。“想買就能買,在網上更加如此。”

  不過,他也認為,這種私人用途的監控設備,確有可能侵犯個人隱私。“保姆也好,妻子也好,這種設備的濫用都有可能觸碰到他們的個人隱私。”

  雖有些擔憂,但他認為,整體上來説,監控設備的普及帶來的作用還是以積極的方面居多。

  監控資料保護

  監控資料保密程度

  得看管理是否規范

  大到超市,小到雜貨店,現代快報記者走訪時注意到,在很多地方,監控攝像頭幾乎就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

  在新街口某服裝店內,面積並不算大的店面內卻安裝了兩個探頭:門口一個,收銀臺一個。“這個東西缺不了。”據銷售人員介紹,一來是為了防盜,二來也是想對一些有“歹念”的人,起到震懾作用。

  據某物業公司工作人員介紹,越是管理規范的小區,監控設備配備得越到位,這是出于對業主安全的保護。

  不過,他也強調,對于有些人所顧慮的視頻資料,他們會百分之百地加以保密。如果有人找了理由,要來調取視頻資料,他們必須先報案,再請警察過來,才有可能調資料。“如果他需要,我們會把與他相關的

  那部分視頻,拷給警方,然後再由警方來處理。”但個人想調取資料,絕對是“沒門”的。

  為防止個別工作人員出現工作不規范的情況,有的物業公司特地收緊了調取資料的權限:只有管理層中的極少數人有調取資料的密碼,普通員工根本無法回看。“在小區這樣的地方,監控難保不觸及到一些業主的隱私,所以要尤其注意資料的管控。”

  不過,現代快報記者在以往的採訪中曾注意到,當有一些業主電動車遺失後,往往能從物業公司獲取相關的視頻資料,甚至會將之上傳後發動網民力量“全民追捕”小偷。有些安裝攝像頭的單位,如果有員工提出調看監控資料的要求,只要分管監控的領導授權即可,這樣,監控資料的泄露並非不可能。

  對此,南京一家物業公司工作人員表示,現實中,很難保證每家物業的工作都有相關的流程規范,即使有規范,也不能保證每個員工都能嚴格遵守,所以才必須在制度上撇除資料外泄的可能。

  南京監控攝像頭管理

  部分單位監控有規章

  個人監控管理存盲區

  據南京市公安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在公共場所安裝監控設備的主要目的是威懾、打擊犯罪,不會直接侵害到市民的隱私。個人隱私一般是指公民的個人信息、私人活動及私人空間。而南京市警方直管的監控攝像頭等設備主要放置在公共場所,一般有明顯的提示,攝像資料也會嚴加管理。

  為了規范對監控技防方面的管理,2011年,南京專門出臺了《南京市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技術防范管理規定》對攝像頭的安裝地點、圖像的管理及使用等都做了嚴格的要求。其中明確要求,在旅館、公共娛樂場所、網吧等公共服務場所的大廳、通道、出入口等重要部位,以及文化體育場所、公園、廣場、醫院、學校和其他公眾聚集場所,商住樓、居民住宅區的重要部位需要安裝監控。除此之外,常見需要安裝監控的場所還有機場、港口、隧道、大型橋梁、大型車站、碼頭、停車場、加油(氣)站的重要部位,高速公路、城市道路、中心城鎮和城市軌道交通的重要路段、路口等。

  同時,《規定》也明確規定,禁止在賓館客房、公共浴室、更衣室、衛生間、學生和員工宿舍,以及其他涉及公民個人隱私的場所和區域安裝視頻安防監控係統。

  而對查看、調取、復制技防信息,則做了如下規定:不得少于兩人; 出示工作證件和單位證明文件; 對調取、復制信息的人員、時間、內容、用途等事項進行登記; 不得擅自傳播技防信息; 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公民個人隱私的技防信息予以保密。

  從這個規定來看,主要是針對必須安裝監控的單位,而對非必須安裝的單位和個人方面,則並無嚴格的規定。

  全國監控攝像頭現狀

  全國無統一許可制度

  個人隱私保護成難題

  據南京警方相關人士介紹,目前,我國安裝監控攝像頭尚無統一的許可制度,只是一些地區自行制定了規章。這意味著任何機關單位、公司甚至個人,都可以安裝監控攝像頭,只要不違背所在地的規章。

  以南京為例,遍布城市各個角落的近9萬個監控攝像頭,直接歸公安機關所有的僅是小部分,大多數是由其他部門和公司安裝的。而在絕大部分城市,與警方聯網的攝像頭佔所在地攝像頭總數的比例甚至不到10%。

  如此一來,攝像頭安裝主體眾多,加上沒有許可或強制的備案程序,客觀上增加了侵犯公民隱私的風險。尤其是在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交界的模糊區域,監控攝像頭的安裝會引起很多爭議。

  目前視頻監控快速擴張,特別是南京主城區,警方遇到需要調取監控,而相應的地段又沒有警方自己的監控設備時,通過向附近單位或是個人求助,總能找到需要的監控資料。

  這足以説明,監控攝像頭分布得很廣泛。

  隨著視頻技術的發展和智慧城市、平安社會建設的需要,公共場合監控攝像頭將會越來越多,城市圖像覆蓋係統將越來越健全。

  而另一方面,全國統一的制度規范嚴重滯後,國家層面關于視頻監控的法律和法規目前還是空白。尤其是對監控視頻和圖像的採集、保管和利用,不少地方還缺乏嚴格的規章制度,這就直接導致侵害隱私權案件時有發生。

  公共場所很多監控,都是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而安裝,監控資料一旦管理和使用不當,就可能侵犯個人隱私,比如監控設備的設置沒有公開、明確的標識;有的監控設備從監控“公共空間”變成監控“個人”;尤其是監控資料被非法瀏覽、復制、傳播或被商業化利用。

  觀點

  公共利益和個人隱私並不對立

  江蘇法德永衡律師事務所律師莊卓告訴現代快報記者,所謂隱私權,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與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護,不被他人非法侵擾、知悉、收集、利用和公開的一種人格權。

  有關隱私權的保護,在我國憲法中就有所提及,不過表述得比較籠統,“公民的人格權應受法律保護,不受侵害。”而在侵權責任法中的表述則更為明確,“其中在談及公民的民事權益時,明確提出了隱私權。”

  隱私權須受保護,這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談及監控攝像頭的問題時,隱私權和公共利益兩者,卻一度被外界視為一對矛盾體。

  “其實不然。”莊卓的態度很明確:“在一個理想的環境下,這兩者是可以共生的。”之所以在公共場合設置監控攝像頭,其初衷無非是為了保護公共安全,或出于防盜等方面的考慮,對于社會的整體環境來説,這並不存在問題。“能否很好地保護相關的視頻資料,保證不外泄,這才是症結所在。”

  事實上,在部分使用監控攝像頭的場所和單位裏,工作人員對這部分信息的保護可能並不是很重視,這也導致部分視頻資料有泄露的危險。莊卓説,對于飽受爭議的“禁止擅傳監控視頻”法規,他本人整體是持肯定態度的。“很顯然,這是出于對公民隱私的保護。”

  簡而言之,在公共場所設置監控攝像頭的問題上,莊卓認為,這是必需品,但管理者須保護好資料,遇到突發情況時,要通過合法合規的手段調取,保證其他人的隱私不受侵犯。但如果是私人設置的攝像頭,應保障不侵犯到別人的隱私權。“如果在家裏裝個攝像頭,來觀察保姆甚至是妻子的一言一行,這顯然不合適。”

  莊卓強調,相關部門除了要對常規監控設備監管外,還應加大對一些“特殊”監控設備的管理。“比如那種隱形攝像頭,就很有侵犯他人隱私的可能,甚至可能被人用來做一些見不得光的事,這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在上海高院法官事件中,“爆料人”通過“特殊”手段獲取視頻資料的行為,被一些人認為侵犯了他人隱私。對此,莊卓認為,這一事件有著一定的特殊性。“至少從目前來看,他們的行為有違法亂紀的成分,這就不應受隱私權保護。”

  不過,莊卓也強調,這件事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偷拍、截取視頻等方式不應成為反腐的主要渠道。“陽光法案、財産公開……反腐的渠道有很多,上海法官事件不應成為公民反腐的范例。”

  兩者的平衡須制度規范

  隨著監控攝像頭的不斷滲透,民眾對于自身隱私安全的擔心也在加劇。現代快報記者在街頭走訪發現,雖然市民認同監控攝像在維護公共安全方面的作用,但部分攝像頭的存在,也讓他們感覺不舒服,畢竟走到哪裏,總感覺背後有只眼在盯著自己,也許不知何時,自己的隱私就已經被記錄下來。

  “只要管理得當,在公共場所的監控攝像頭問題上,公共利益和個人隱私並不對立。”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教授邱建新對莊卓的這一觀點,也表示認同。但他還指出,雖説很多城市都對監控攝像頭有相應的規范,但部分人的法律意識比較薄弱,攝像頭隨意安裝的情況並不少見,有時可能已侵犯了他人的隱私,還有些人是明知故犯,隨意傳播監控他人隱私信息。“所以,從制度層面加強對相關資料的保護,就顯得極為重要。”

  邱建新認為,首先要明確誰有權設置監控係統,一旦設置後,設備的管理、資料的保護、應具備怎樣的規范,都須有制度作出規范。“一旦須保密的資料外泄,管理者應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這也須明確。”對于制度層面的設置,除了國家要出臺相關規定外,各地也可根據情況作出更為具體的補充。

  在談及上海高院法官事件時,邱建新認為,法律還可進一步明確對“隱私”的界定。“比如公眾人物、公務員的隱私,和普通公民的肯定不同。”公務員的財産、活動等相關信息不能以“隱私”為由而成為秘密,否則,“隱私”就會成為公眾對公務員行使知情權和監督權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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