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2”這個官煤撤股的大限已經過去幾天了，除了貴州有100多名黨政官員主動撤資撤股以及湖南破獲一起32名黨政幹部入股官煤勾結大案外，並未見到其他相關撤資報道。現在已經很清楚，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幾乎是每起礦難背後都存在的問題，而政府對清理官煤勾結也下了狠心，出臺了“最後通牒”這樣的嚴厲措施，然而，在如此高壓態勢下，一些官員竟發出了“寧不當官決不撤股”的聲音，由此可見，官商利益共同體到了何等牢不可破的程度。
那麼，官商共同體是如何形成的？它何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這個利益共同體的背後，又是什麼？只有搞清楚了這些問題，才能切斷官員與煤礦的黑色利益血脈。
首先要明白的一點是，官商共同體自古有之。作家韓少功在一篇名為《人情超級大國》的文章中曾指出，從春秋時代的“井田制”伊始到毛澤東時代的土地改革，中國社會的產權形式都由“公私共權”而一脈相承。韓所指的“公私共權”，換一個說法也就是官商共同體。只是今日的官商共同體，無論規模、程度及所帶來的危害，都是過去遠不能比的。我認為，這與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轉型期未受監督的政府權力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中，政府制定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同時通過政府補貼、政府合同、發放許可證等多種方式，誘導企業決策符合國家意志，企業也通過政府的決策咨詢機構影響著政府的決策。由此，政府和企業之間形成一種非常緊密的關係。這種發展模式既有著官商合作共同促進產業發展的優勢，又容易形成政商官相勾結的“金權政治”———企業家為獲得政府補貼、許可證等而用金錢結交政府官員，政治家為競選籌款而販賣自己的政治影響力，雙方互有需求而結成利益共同體。
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曾是東亞國家普遍實行的發展模式。所以在那裏，官商勾結也很普遍。中國雖然沒有競選政治，但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程度較為嚴重。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對資源的調配權力，直接將企業納入行政管理范圍，既對企業提供經濟後盾，又施加控制權力，兩者結成了共同利益團體。
盡管政府掌管了資源的配置權，但如果官員的權力能夠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這種利益共同體，是不可能發展成為“官私共有、公私共權”的官商共同體的。正因為不受監督或監督不到位，官員才會利用對資源的控制權謀取私人利益最大化，企業家也才會想方設法誘惑權力。現在的問題恰恰是，一方面，政府手中掌控著大量資源；另一方面，與政府官員所擁有的權力相比，社會對政府官員的監督和約束卻非常軟弱。所以，官商勾結現象愈演愈烈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川省紀委去年查處的以原四川漢源縣委書記湯福錦、不法商人彭氏兄弟為主體的官商利益集團，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事例。1998年，湯任漢源縣委書記，彭氏兄弟為其“出資”30萬元，在自己開辦的公司入股，湯每年坐收紅利、過節費20萬元。為牟取非法利益，彭氏兄弟還通過送幹股、分紅利等手段拉攏漢源縣黨政幹部，尋求權力庇護，從而得以長期操控縣域經濟命脈。到案發時，這個利益集團操控的企業注冊資本達到2億多元，佔漢源縣國有資本法人企業注冊資本金的76．92％和私營有限公司注冊資本金的64．30％。此外，彭氏兄弟還分別當上了縣人大副主任和縣鄉鎮企業局副局長，直接成為官僚隊伍中的一員。（見《瞭望》2005年第22期）
沒有比這種近乎掠奪和搜刮的形式更容易積累財富了！在轉型期，這種“公私共權”的產權形式，也許是最能夠讓官員和企業家雙方滿意的一種安排，這就是官商共同體在各地存在的秘密所在。
由此可見，要打破官商共同體的利益結構，一方面須改革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另一方面，更要規范政府權力。政府的行政行為對形成一個好或壞的市場經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這一點來說，它是治理經濟秩序的關鍵。 （鄧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