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紀委工作人員的到來，林爭輝先是覺得驚訝，後來又甚覺寬慰。
5月17日，林爭輝向記者回憶，“那是五一節前夕的一個晚上，中紀委工作人員和上海市科委一位領導一起和我談話”。
林爭輝是同濟大學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研究所所長，中紀委工作人員找他是咨詢一些問題。
此前，林爭輝和上海另外兩位專家接受新華社採訪，發表了針對科研體制問題的一些看法。不久後，中紀委工作人員通過上海市科委找到林爭輝，問他是否願意見面談談。
林後來知道，事情的緣由是，科技部領導看到上海三位專家的觀點後非常重視，特地委托中紀委駐科技部的工作人員，來上海找到專家面談。
低調問計
在談話之前，中紀委工作人員將林爭輝曾公開發表過的觀點搜集起來，先給林看了一下。那是林爭輝對科研經費監督事宜提出的一些看法。
林爭輝和對方說，“我的情況大概是，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參與了一些國家科技攻關項目。那時的風氣很好，後來的情況並不清楚。”
不過，林爭輝曾是上海交大微電子專業的學科帶頭人，因此他很關注微電子行業的造假問題。
林爭輝對中紀委人士說，“對于科學造假事件，一定要先實事求是，把事情搞清楚；然後關于科研經費的問題，一定要在調查的基礎之上，法律介入。”
林爭輝感覺對方，“很認真，也很嚴肅，我非常信得過他們”。
在此前後，上海另一所高校的一位高教研究專家也接到上海市科委的電話，問是否願意與中紀委工作人員面談。
一個月前，當某些科技造假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之際，該專家也是接受新華社採訪，就科研經費監督事宜提出建議的專家之一。他還特別提出了“科研經費洗錢6個通道”。
該專家告訴記者，那是在“五一”節前夕的一個下午，“一老一少”來登門拜訪。來者首先出示了工作證件，“是中紀委派駐科技部的工作人員”。
接著二人說明來意，“受科技部領導之托來上海，了解科研經費洗錢等方面的情況”。
中紀委工作人員告訴他，“領導看到你提出的觀點，感到份量很重，想了解更多背景性材料，能否提供更多線索？”
該專家說，“我並不是在舉報洗錢，也沒有指名道姓，只是舉一反三探討科研經費管理面臨的問題。”他特別強調，提出的一些問題，主要目的並非針對具體個案，而是借相關個案探討制度問題。
中紀委工作人員對他表示理解，並表示“這次主要是來溝通一下情況”。對話時，中紀委工作人員提了一係列問題，“那位年長者不斷提問，而年輕人在那裏不停地記錄”。
不知不覺，3個小時就過去了，“如果不是學生來找我的話，可能還要接著聊”。這位專家回憶著，面帶微笑。在他印象中，素以“鐵面”著稱的中紀委工作人員其實“蠻和氣的”。
七大熱門問題
在中紀委工作人員到訪上海三專家之前，一些專家曾通過有關渠道反映當下科技界七個熱門問題？
其一，科研經費是怎麼到手的？
科研經費的立項、評審、發包機制有無問題。
其二，學術造假有哪些共性？
有專家認為，共性在于捏造事實、捏造數據。“如果要提防這類造假，應該注意檢查實驗數據和原始記錄”。
其三，經費使用有哪些問題？
比如科研經費涉及洗錢。例如，有上海專家列舉了科研經費洗錢的6種常用手法，引起了中紀委駐科技部工作人員的重視。
此外，院校爭取來的科研經費還有可能成為向官員、專家行賄的來源。“比如送回扣，有的項目經費至少拿10%打點關節，一般一個專家的回扣率為項目申請費用的2%∼5%；其次，送項目，專家評審通過了總課題，科研人員就拿子課題賄賂對方。”
其四，科研評獎機制。 “由于高科技項目其專家的圈子很小，相互之間太熟。因此重大項目評審可請境外院士專家參與。”
其五，為什麼這段時間造假事件嚴重？
有專家認為，“和韓國類似，整個國家對科技界期望較高，自主創新的心情急迫，這時候假科學家、商人科學家就冒出來了”。另外，高校之間過于激烈的競爭，也是原因之一。
其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現象廣泛存在。
比如一個學校引入一個院士的成本大約是500萬，而院士過來之後，如果爭取到1-2個項目那麼收獲的經費肯定不止500萬，更不用說還有學校的無形資產。這樣專家就和學校形成利益同盟。如果處理專家勢必會影響學校的利益。
其七，高校人才引進政策的問題，以及院士制度的反思。“現階段院士制度取消是不現實的，但院士應該成為一種榮譽以激勵科研人員，而不一定要參加一些項目的決策。院士有時候也會受騙。”
這些專家的觀點無疑均受到相關部門和領導的重視。中紀委工作人員在拜訪上海專家之前，均搜集了他們發表的相關觀點。
防腐三重門
在反思體制時，加強科研經費的管理正是重中之重。有專家向記者解讀道，不少心態浮躁的學者，正是受利益驅動，逐漸走上造假之路。
事實上，圍繞科研經費管理的討論一直在進行，媒體亦有持續報道。歸納起來，遏止科研腐敗主要依靠三個環節：科研經費的審批、項目資金的監控、對造假者的懲處。
在審批環節，前述上海專家提到，“國外的科技撥款委員會是個松散的獨立的中介機構，不屬于政府，不是常設機構，裏面更多的是鑒定專家，對申請項目實行匿名打分”。而且專家是隨機抽取的，誰的分值高就給誰經費。專家信息是不公開的，所有的評審都不留下姓名。
中國與此方式最為接近的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從實際運作效果來看，有人評價說，它是“用20%的經費，推出了基礎科研近80%的成果”。
在資金監控環節，“大項目必須由獨立的非政府機構公正審計。所有項目都要進行過程管理和過程監督”。
韓國在黃禹錫事件爆發後，立即考察了美國、英國、德國的科研體制，最終決定引入“美國模式”，計劃成立“科研真實性委員會”，在“科研過程”和“科研結束後”兩個階段均進行監督。韓國的這一機制，據稱最晚將在今年上半年全面啟動。
在對造假者懲處環節，越來越多的專家呼吁引入司法程序，將造假騙取科研經費者繩之以法。
作為一個鏡鑒，韓國在黃禹錫造假之後，不僅由檢察機關繼續調查學術問題，還調查其濫用科研經費問題。
中紀委工作人員在上海與林爭輝交流時，林也提出“應在調查真相的基礎上，法辦造假者”。 “改革是必然的”，林爭輝補充道。
科研反腐變革在即
除了前述兩位專家之外，中科院院士汪品先是又一位進言的上海專家。
由于汪品先在北京出差，記者未能在發稿前與之取得聯係。不過汪品先的部分觀點已見諸媒體，“現在，有些巨額科研審批經費掌握在少數不懂技術的行政主管部門官員手中，他們掌握生殺予奪大權，造成權力尋租、‘跑部錢進’的怪現象。”
汪因此建議財權和審批權分離，掌握財權的政府部門直接從科研項目審批中退出。
專家們說，在傳統學術道德底線屢屢失守之後，科研制度的薄弱環節逐漸暴露出來。其中政府職能的定位是討論的一個熱點。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劉文海也曾撰文指出，“政府直接管理科研經費，既不利于轉變政府職能，也容易滋生尋租和腐敗行為”。
還有觀點認為，“現在相當數量的科研、教育機構內部已形成各種利益共同體，利益相關者已博弈出相對成熟的分肥機制。只有真正確立科研、教育係統的學術獨立性，才有可能全面恢復其自身的學術評價體係。”
而前述上海專家對體制變革建議的第一條便是，“切斷政府官員和科研人員的利益聯係，那是腐敗的溫床”。
現在，針對中央政府的宏遠目標——中國要在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使科技發展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支撐；到2020年，全社會的研發投入佔GDP比重要從1.35%提高到2.5%——體制上的變革，也因此顯得越來越迫切。
事實上，在中紀委人士來滬調研之前，有關政府部門已經行動了起來。
科技部有關領導不久前明確表示，將對學術造假事件進行逐一調查，調查結果將考慮向社會公布。他還透露，科技部計劃為造假者建立“污點”檔案。
同時，為遏制學術腐敗，財政部有關官員也透露，我國將加大科研經費申報及管理的監督力度，並逐步實行問責制。
中紀委工作人員曾對前述上海專家表示，“我們的想法和你一致，也希望反思體制問題。這次先了解一下情況，回去之後梳理梳理。”
林爭輝5月17日向本報記者回憶時說，“我相信他們會去查的。聽上去，中紀委的人回科技部之後會討論科研經費制度問題。” （記者左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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