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官正同志最近在《求是》雜志上發表文章，提出要拓展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領域。這一新的認識，既是對我國反腐敗鬥爭實踐的科學總結，也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對腐敗和反腐敗新特點的深入思考。
拓展的主張，是對我國所處的時代大背景以及對于腐敗和反腐敗新特點深刻認識和把握的成果
我國當前所處的時代大背景、大環境主要有兩個：一是經濟全球化，二是轉型發展階段。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參與國際經濟的程度只會越來越深入，而我國的轉型發展階段還將在較長時期內存在，甚至僅經濟體制轉型也不大可能在短期內完成。我們應當要有這個思想準備。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商業賄賂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一個跨越國界的問題，而不再僅僅是一國國內的問題。像某些外國公司在我國進行賄賂等問題，都是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在我國經濟還未參與到全球經濟過程之前所不可能遇到的現象。商業賄賂主要不是發生在純粹的商業領域內部，而是發生在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公司企業及其雇員，主要是把各國政府和非政府公共機構和人員（以下簡稱公職人員）作為行賄對象。由此，不僅使公職人員腐敗也變成了一個跨國問題，同時，也大大加劇了腐敗的規模。如果我們還僅僅只側重于打擊公職人員的腐敗，就必然會遭遇腐敗公職人員層出不窮的情形——一批舊的公職人員被查處，一批新的公職人員又將被拉下水。
我國將在較長時期內處于轉型發展階段，這不僅意味著經濟領域的腐敗會在較長時期內存在，而且腐敗現象社會化的現象也難以避免。事實上，某些係統內出現的腐敗和不正之風現象，就是腐敗社會化的典型表現。很多以“紅包”、“讚助費”、“好處費”、“辛苦費”、“禮品”等名目存在的現象都可以判定為賄賂。
在這兩大背景下，腐敗在我國經濟領域和社會文化領域的出現是腐敗現象的新特點。因此，把反腐敗領域或戰場從政治領域拓展到經濟、社會文化領域是十分必要的。
拓展的主張，是反腐敗認識的新發展。回顧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反腐敗鬥爭歷程，原來的拓展工作主要是在反腐敗戰略或對策層面進行的。簡單地說，就是從較為單純的重視思想政治教育、較為單純的重視懲治向同時重視教育、懲治和預防的綜合戰略拓展。而吳官正同志最新提出的拓展則是在一個全新的維度上，即在反腐敗鬥爭的領域方面所進行的拓展。反腐敗戰略的拓展是重要的，同樣，反腐敗領域的拓展也是重要的。如果不實施這樣的新拓展，我國的反腐敗鬥爭就不可能成功。同樣，如果我們不重視社會文化領域的反腐敗問題，也必將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反腐敗領域的拓展，並不是要把腐敗問題泛化，而是基于腐敗現象在社會生活中更大的空間領域出現這個事實而有針對性地提出的。
預防的范疇和重要性
到底什麼是預防，這些年來，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一直存在著不小的爭議。一種典型的現象就是把預防泛化，甚至認為懲治也是預防。關于預防的范疇，吳官正同志在文章中通過扁鵲治病的例子生動形象地予以了說明。預防就是那些能夠“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漸”的對策。扁鵲的大哥“治病于未發之前”的做法就是最嚴格意義上的預防，扁鵲的二哥“治病于初起之時”也可以屬于預防，但扁鵲在病人病情嚴重之時所採取的治療對策則屬于懲治。同時，吳官正同志還通過我國的反腐敗實踐對預防的范疇進行了解釋，指出“反腐倡廉的實踐反復證明，如果我們只注重懲治而忽視預防，腐敗現象就會查不勝查。”總之，預防和懲治是完全不同的戰略措施，不應該再存在認識上混淆的情況了。
注重預防是我國最終戰勝腐敗的基本方略。吳官正同志在文章中從三個方面對預防為主的戰略進行了論述，一是列舉了我國一些領域和地方在治理腐敗方面取得明顯成效的實例，二是回顧了我國預防戰略的發展歷程，三是總結概括了國際反腐敗的基本經驗。總之，注重預防是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廉潔社會主義國家的核心戰略。只有加強預防，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
反腐敗認識的新發展和理論的新成果的最大價值或意義，是用來指導反腐敗鬥爭實踐，最終取得反腐敗鬥爭的成功
筆者認為，當前我國的反腐敗鬥爭還存在一些不適應性，主要表現在懲治和預防兩方面。
懲治方面的不適應性和差距集中體現在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之中，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法律在腐敗犯罪主體方面的限定不適應反腐敗領域拓展的需要。我國法律在關于腐敗罪行的細化規定上，對于腐敗犯罪主體做了這樣那樣的限定。于是，某些外國公司在我國大肆進行賄賂，醫生、足球裁判等群體收受“回扣”、賄賂等，雖然這些現象都是賄賂腐敗，但他們能不能成為犯罪主體都成了問題。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將反腐敗拓展到經濟和社會文化領域的精神就難以落實。如果法律對這些行為不能予以懲處，其結果必然就是引起十分惡劣的示范效應，使經濟和社會文化領域的腐敗現象不斷滋長和蔓延。
二是重受賄、輕行賄的打擊主張也存在明顯的不適應性。打擊商業賄賂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打擊受賄者。社會領域中形形色色的行賄者也不少，也需要予以有效打擊。對于行賄者打擊偏輕，客觀上就是放縱行賄行為。行賄者眾，腐敗則不能除。在行賄越來越隱蔽，越來越成為長線關係投資的情況下，把行賄和受賄予以同等嚴厲程度的打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司法公正的具體體現。
三是法律中重刑事、輕民事和行政處罰的規定也存在明顯的不適應性。商業賄賂和絕大多數行賄的根本動機都是“利益”二字——獲得稀缺或非稀缺的利益以及規避必須的成本等。只有在利益上使他們得不償失，甚至付出更大的代價，才是有效的懲處策略。我國法律普遍輕經濟處罰，或具體規定比較模糊，這些都大大限制了經濟處罰手段的有效使用。其他的行政處罰，例如降低信用等級、剝奪或禁止資格、吊銷營業執照等，都是懲處商業賄賂的有效手段。把這些措施動態化（與具體腐敗行為的實際危害挂鉤）、明確化是十分重要的。
預防方面的不適應性和差距總體來看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預防制度安排的科學性不夠。一些部門或係統盡管也都講預防，但實際的預防制度或者簡單化，或者存在嚴重缺陷，甚至根本扭曲或異化，結果是“紀律管不了規律”，不能起到預防作用。利益衝突管理思路在我國提出是比較早的，但規則體係一直沒細化、不具體。我國足球市場化過程中的腐敗現象、建築工程領域的一些核心制度設計和醫療衛生體制中存在的某些問題也都是制度安排不科學的結果。另一些制度則是缺乏核心“部件”，不能起到預防作用，甚至完全成了形式或擺設。
二是執行的有效性差。執行有效性差的原因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在制度設計階段對于制度的執行沒有足夠的重視，結果制度不能有效運轉甚至根本不能啟動，難以執行或因執行成本過高而失敗。另一方面，執行不力、不到位，結果導致新的不公平，甚至法不責眾的情況。
總之，準確理解和把握我國反腐敗鬥爭的新精神是非常重要的，要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在實踐層面克服不適應性，把理論上的發展落實到反腐敗鬥爭的實踐中去，這樣，理論認識才能顯示出其應有的威力，才能早日實現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廉潔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宏偉目標。□（任建明 作者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