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長安分局，利用更名挂牌之機索取涉藥單位讚助費，中央紀委、陜西省紀委、西安市紀委組成聯合調查組，嚴肅查處這一嚴重違紀問題，分局主要領導及相關人員已經受到相應的黨紀政紀處分。（《華商報》8月3日）
看到新聞，筆者有些吃驚。所驚之處不在于開門收“紅包”的囂張，而在于對于這樣一起情節並不復雜，是非相當明確的事件，竟然又“驚動了中紀委”，又一次是由一個“中央級別單位牽頭”的調查組，給出了一個處理結果。
一段時間來，由中央部委介入或牽頭的“中央級”調查組頻頻出現：從比較復雜的“哈爾濱天價藥費事件”、“齊二藥假藥事件”，到算不上復雜的“陜西潼關亂收費事件”、“藥監局索賄事件”，甚至到一個中等城市搞地方保護主義造成豬肉價格畸高事件（8月6日《新華每日電訊》），都需要中紀委、最高檢或國務院相關部委的調查組、檢查組一竿子插到底地處理，才能期待給出一個明確、正義的說法。甚至像農民工欠薪問題、農產品難賣問題，眼睜睜地存在那兒許久無人過問，直到國務院總理表態了，發火了，地方上才肯“動一動”。
這絕非正常現象。當中央部委的專案組、調查組頻繁從北京派往各地，既表明了中央“將政令送出中南海”的決心與國家得以善治的信心，也從另一個層面顯現了一些地方政府在執行力上出現了問題。
有人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但筆者竊以為，大國實現大治，更像是考試做題。有過考試經驗的人都知道，百分試卷，大題有大題的做法，小題有小題的做法，一旦用做小題的方法敷衍大題，或用做大題的手筆解剖小題，便離“考不好”不遠矣。治國之道，亦同此理。
泱泱大國，政事千頭萬緒，有國家大事，亦有日常小事。在現代政治的框架下，各有其解，各司其職。並非說中央部委就不能親力親為，亦非說地方政府就只能糾纏于雞毛蒜皮，而是按照一般的權力資源配置來說，中央部委更應該做好全局性、調控性的問題，對地方機構做好指導，而不是如同一個“救火隊”一樣，在全國各地疲于奔波，去應對本該在省市一級甚至是縣一級就應該被解決的問題，比如說豬肉價格問題。
可以看到一個不良的傾向：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地方上是大事，全國性只能算小事，在地方的調查中，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一通折騰之後，關係到數萬人利益的“大事件”被越做越小，搞得一塌糊涂，到頭來不得不由一個級別更高也更龐大的調查組全面介入，正本清源。是地方上真的做不好嗎？我看未必，更多的是地方利益的瓜葛之下，地方政府不作為或亂作為罷了。長此以往，一些地方政府便更加懶惰起來，只要中央不批示，只要上級不憤怒，就可以得過且過，甚至有了上級部門的三令五申，也陽奉陰違有令不行。
某些地方政府“大題小做”的瀆職冷漠，令中央部委不得不“小題大做”。而這，反過來又培養了地方政府的惰性，使它們越發敷衍塞責起來。毫無疑問，這一狀態必須改變，改變的關鍵，就是“中央級”調查組在不得不“小題大做”的時候，要對地方相關政府責任人，連帶問題主體一並追究，一並問責。在調查之余不妨多問問：一個縣本來可以解決好的問題，為何到頭來市裏、省裏都沒能解決，直到驚動中央？有沒有人從中作梗？有沒有人涉嫌瀆職？
在有些地方政府眼裏，遇事不作為的成本，遠遠低于積極作為的成本，那麼誰還願意作為呢？正因如此，才更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而懲治之道，便是讓他們的不作為必須付出代價。當中央政府真的下定決心，加大問責，加大官員不作為成本的時候，各級地方官員便會積極行動起來。比如，SARS的時候，處理禽流感的時候，有了“失職免職”的紅線，那時的辦事效率不也挺高嗎？只有逐級問責的步子邁開了，地方政府“大題小做”與中央政府“小題大做”的尷尬，才能越來越少，直至實現一種體制的良性運轉。（畢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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