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話與對有效信息的控制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我們公共生活的某些灰色環境，使作為制度運作基礎的信息質量大為下降，從而難以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提倡“敢于講真話”，說明講真話的困難。由此可見，開展真話運動，關鍵的問題是形成保護真話的制度環境和空間。
“真話運動”與“懲罰真話”
運動，是集權式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是當時運作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一種普遍方式。政治運動、增產節約運動、愛國衛生運動、植樹造林運動等等，都是我們無數次經歷過的。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整個社會生活的不斷科層化、程序化，運動也開始逐步淡出我們的社會生活。但我想，在運動徹底退出我們的社會生活之前，我們不妨最後搞一次運動，這就是“真話運動”。
為什麼講真話還要冠之以“運動”的稱號？是因為不若此，真話就難以在社會中普及。反過來說，假話這種惡疾已經遍布于我們的社會生活，甚至成為我們社會生活的一種慣例。在一些領域中，說假話已經成為一種潛規則，如果有人說了真話，輕則被認為是反常、不懂事，重則會被視為大逆不道。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舉動，就很難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
近來我一再論證的一個觀點是，制度的運作是以基礎秩序為基礎的，而制度的失敗有時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問題(當然這不意味著否認制度本身的因素)，而是基礎秩序出了問題。這裏所討論的真話與假話問題，就是基礎秩序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客觀地說，假話的盛行，已經成為我們社會一種嚴重的病症。尤為值得重視的是，我們社會中的假話，不僅僅表現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充斥于公共生活領域，從而成為一種係統性的假話，比如虛假不實的統計數據，文件公文中大量與實際狀況不符或嚴重背離的文字，媒體上虛假信息等。在這種情況下，假話成為公共生活基本環境的一部分。這些假話與對有效信息的控制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我們社會生活的某些灰色環境。
假話盛行導致的結果之一，是作為制度運作基礎的信息質量大為下降，甚至嚴重劣化。因為制度的運行，是要以全面而準確的信息為基礎的，無論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還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都是如此。但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統計數據的水分和虛假，已經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最近幾年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絕大部分省市的經濟增長速度都超過整個國家的增長速度。有些省市地區，仍然過于看重GDP，報送統計數字時左顧右盼、層層加水，成為各省市GDP大于國家的一個重要原因。試想，在這樣的係統信息的基礎上，如何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
其實，倡導真話，也許是一件既復雜又簡單的事情。我不止一次在演講中向聽眾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是說真話還是說假話符合人的天性？我的看法是，講真話是符合人的天性的，因為講真話簡單省力，而且能更有效地達到溝通的目的。因為即使是最簡單的謊話，都要繞一個彎，要有一個更費力氣的“編造過程”。但在現實生活中，也存在另種情況，即說假話比說真話還節省力氣。這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有可能:一種情況是社會中存在許多現成的假話模本，人們對假話非常熟悉和熟練，以至于說起假話來根本不用動腦，免去了編造的過程；二是說真話面臨某種風險，如果人們在說真話時，總要考慮風險問題，就只能圖省事，不假思索地說假話了。就如同計算機，安裝的是什麼係統，就會有相應的操作手法。
假話能夠成為一種風氣和文化，也許源于一種固執，或者源于一種“美好的理由”。在我們的社會中，正確與錯誤的兩分法，總是淩駕于真假的兩分法之上。也就是說，你即使說的是假話，但只要內容是“正確的”，就會受到鼓勵和讚揚。我們從小受到的就是這樣的教育和訓練。人們認為，只要大家都說正確的謊話，社會就會朝著正確的方向進步。正因為此，才有人們對假話的容忍，才有體制對假話的默許，才有對假話的事實上的褒賞。順帶說一句，在這樣的社會中進行民意調查需要格外小心，因為人們在填寫這些問卷時，想的可能不僅是“我的想法是什麼”，而是“如何回答才是正確的”。前一段時間受到廣泛質疑的“農民的幸福感高于城裏人”的調查，可能就有這個因素在其中作祟。
對假話的默許與褒賞，與對真話的殘酷和打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最近有人在談到我們社會中對真話的懲罰時，用了這樣一個詞:“定點清除”。應當說，用這個詞來比喻“懲罰真話”，也是非常貼切的。古代的文字獄，是一種對真話的定點清除。對彭德懷的批判是一種對真話的定點清除。“文革”中這種定點清除，就更是舉不勝舉。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對真話的懲罰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而在進入利益博弈時代的今天，對真話的打擊開始與利益緊密聯係在一起。
于是，在我們的社會中就出現了一種很值得注意的現象，即人們懼怕因為講真話而招惹是非。據有關方面的數據，目前我國各類訴訟案件中證人出庭作證率平均不超過10％。由于證人不肯出庭作證，案情就難以確定。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欲哭無淚，法官也愛莫能助。有專家指出，這已經成為我國司法界的一大難題。大家為什麼不願意出庭作證？據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的調查，在回答“如果你不會或不確定是否會出庭作證，主要的原因是什麼？”的問題時，選擇“擔心受到打擊報復”的比例達到79％，佔第一位，選擇“不想卷入官司”的為30％，佔第二位，選擇“不願得罪另一方當事人”的為19％，佔第五位。
我們常有這樣一個說法，叫作“敢于講真話”。講真話還要敢于，說明講真話的困難。由此可見，開展真話運動，關鍵的問題是形成保護真話的制度環境，要形成可以講真話的制度空間。而這樣的制度安排，應該從社會生活的公共領域入手。我們歷次運動提倡什麼東西的時候，總是要“從我做起”。但這次的說真話運動，應當從公共生活做起，從政府做起。
(作者孫立平 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