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是建設法制政府、陽光政府、透明政府的重要舉措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政府的權力運行過程公開透明，就會大大地降低腐敗發生的幾率”。在4月24日上午10時舉行的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上，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張穹如是說。
在這場新聞發布會舉行前4個小時，新華社受權公布了將于2008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該條例3個月前經由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並于4月5日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張穹表示：“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法制政府、陽光政府、透明政府的一個重要的舉措。”
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專家建議稿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周漢華的統計，2001年，福建省完成了新中國歷史上的首次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工作，截至目前，在全國具有地方立法權的地區中，42%的地區已就政府信息公開進行了立法；此番中央政府的舉措具備多項意義，其中之一則是規范地方信息公開立法，對尚未立法的地方和中央部委起到督促作用。
而幾乎就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公開的同時，環保總局制定的部門規章——《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在中央政府網站全文公布，這也成為第一個依據條例制定部門信息公開辦法的中央機關。
從上遊治水
“盡管近年來地方和部門都在推動各種形式的政務公開工作，但許多地方仍然停留在單方面的承諾階段，甚至在少數地方被當作某種恩賜。”周漢華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說，“有些政府工作人員想公開就公開，不想公開就不公開，想公開多少就公開多少，老百姓沒有辦法，也沒地方說理。”
這位中國社科院政府信息公開課題組組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此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頒布的有關政務公開的文件很多，但這些紅頭文件的執行效果並不理想。
條例施行之後，約束更為剛性，如果政府機關再隨意縮小公開的范圍或者拒絕公開應該公開的信息，公眾可以通過條例規定的渠道尋求救助。
條例規定：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應當主動公開：(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的；(三)反映本行政機關機構設置、職能、辦事程序等情況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應當主動公開的。同時還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向行政機關申請獲取政府信息，政府應在規定的時限內答復。
“現實生活中，大量本應向公眾公開的信息並未公開，實際上加劇了一些社會矛盾。”周漢華說，“比如政府的規劃、徵地拆遷、醫院就診信息等等，都與民眾息息相關，不公開將找不到借口。”
如果政府違反了上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提請行政復議和提起行政訴訟。此前，信息公開並不在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受理范圍之內。
在同日公布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中，不僅政府環境信息需要公開，企業環境信息也被鼓勵公開，其中污染嚴重的企業還被強制要求公開企業環境信息。其界限是：污染物排放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排放標準，或者污染物排放總量超過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總量控制指標。
這些企業的名稱、地址、法人；主要污染物的名稱、排放方式、排放濃度和總量、超標、超總量情況都要被公之于眾。同時，“商業秘密”不再是這類企業拒絕公開的理由。
信息公開只是一個點上的突破，條例在面上的突破在于它的倒逼效應。條例規定：政府機關應當準備政府信息目錄和公開辦事指南，應當指定專門人員負責政府信息公開工作，應當在辦公地點提供查閱條件，必須在時限內作出答復，應當建立違法責任追究制度等，這“實際上是打開了政府信息資源管理的末端環節，必然會產生倒逼效應，促使政府機關完善整個政府信息資源管理制度”。周漢華說。
整體而言，條例折射了政府權力向義務的轉變，換言之，從政務公開的主動“承諾”到信息公開的被動執行“條例”，政府行政權力再度受到制約。
從更為廣闊的視角審視，對行政權力的約束也正在從強調事後救濟(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轉向事後救濟與事前預防(信息公開)並重。
這一預防措施恰好符合了反腐格局演變的大背景。正如前所述：“信息公開有如陽光，正是最好的防腐劑。”《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從研究、起草到出臺，已歷經十數年之久。在後期起草和制定的過程中，知情人士說，中紀委的推動力度最大。
一些人曾經擔心，信息公開可能會減弱社會的穩定性，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
但各地實踐以及2003年的“非典”教訓表明，信息公開不僅沒有讓這些擔心變成現實，反而令社會更加穩定，起到了“社會安全閥”的效果。
公開與保密
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也有兩處涉及到保密制度。
條例規定，行政機關應當建立健全政府信息發布保密審查機制，明確審查的程序和責任??行政機關對政府信息不能確定是否可以公開時，應該依照法律、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報有關主管部門或者同級保密工作部門確定。
同時，條例還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在何種情況下可以公開進行了規范。
在接受本刊採訪時，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應松年表示：政府信息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不公開，即是保密
“問題是保密性質和范圍如何界定。”周漢華說，“目前的《保密法》，的確存在標準過嚴、范圍過寬的問題。”
事實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起草也與《保密法》有著源頭上的關聯。1998年，中央醞釀修訂1989年開始施行的《保密法》，前期的研究工作是保密工作與信息公開之間的關係。9年之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經頒布，《保密法》的修改仍然沒有完成，這將對《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施行後的效果產生直接的影響。
此外，公開將導致政府權力進一步受到約束，“而世界范圍內，沒有任何一個政府願意主動受到這種約束。”周漢華說。
此前，美國《信息自由法》盡管在1966年頒布施行，卻在施行中受到重重阻力，直到1974年該法修正案通過後，信息才真正“自由”；而在英國，信息自由法案預留了長達5年的準備期，2000年即已通過，2005年才開始施行。相對而言，中國政府的行政權力更為集中，即使條例頒布實施後，信息公開的效果仍待觀察。
在陽光立法體係中，信息公開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國際上公認，美國在信息公開方面領先，就中國而言，類似美國的《陽光政府法》《財產申報法》《反腐敗法》等都還沒有出現。
“指望一部條例解決信息公開的所有問題並不現實。”周漢華說。（記者/楊中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