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些年來中國的民主政治實踐在不斷向前推進，但對于民主問題上依然存在不少疑慮。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長江在本周的《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上撰文指出，出現疑慮的原因是因為對民主的認識還存在一些誤區。不走出這些誤區，就很容易在推動民主發展的問題上裹足不前，或出現方向性的失誤。
一、民主和公民文化素質到底是什麼關係
文章說，有觀點認為，中國不應“過分強調”民主。理由之一，就是認為中國公民文化素質低。中國本來就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階段，公民缺乏民主政治的熏陶，而十三億人口中又有九億農民，所以不適合搞民主。甚至有人據此對中國目前推進民主的路徑提出質疑，認為推行村民自治是從人口文化素質最低的農村開始搞民主，而不是從文化素質高的人群開始，所以是不科學的、違背規律的。該觀點還認為，農村出現家族、宗族勢力控制選舉，出現賄選等不健康現象，都是違背規律帶來的後果。
民主和公民文化素質究竟是什麼關係？文章認為，從人類發展史的角度看，把民主和公民文化素質定性為一種正相關關係，這沒有錯。畢竟，人們的文化水平越高，對民主的理解也就越深刻，對待民主就越理性，民主的運行規則就越容易得到遵守。反過來，人們的文化素質越低，實行民主就越困難，實行過程中也容易發生扭曲。但是，這一道理，只是在宏觀的、哲學的層面上管用。就中觀和微觀層面而言，事實往往表現出相反的狀況。
文章以中國的情況為例指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農民，文盲遍地。但是，正是在這些我們今天看來完全可歸入“最低素質”的人群中，中共有聲有色地搞起了民主選舉。1937年5月，中共制定的《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充分考慮到大多數選民文化程度不高的情況，規定選舉可以採取多種投票方法:識字多的選民用票選法，識字不多的選民用畫圈法、劃杠法，完全不識字的選民用投豆法等等。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到鄂豫邊區訪問時曾感嘆:“這是比近代英美還要進步的普選！”
文章由此指出，用文化素質低作為不搞或少搞民主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文化素質與行使民主權利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例如，現代民主制度需要公眾的參與。如果公眾的文化素質不高，真正的參與便難以實現。如果公眾不知道民主所應遵循的基本規則，那麼，民主很容易被濫用，帶來混亂，造成國家治理的危機。上述情況，在許多國家推進民主政治的過程中都出現過。就此而論，在中國出現諸如家族統治、賄選等不健康現象，並不值得大驚小怪。需要明確的是，文化素質不決定該不該搞民主，而只影響民主的水平。高質量的民主，必定以高素質的公民為基礎。
二、多黨制是不是民主發展的必然結果
文章說，關于民主的另一種說法是:民主既然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那麼在社會必然分化為不同利益群體的情況下，如果發展民主，就意味著這些群體都有表達自己利益的機會，其結果就是這些群體紛紛建立自己的政黨，民主也就必然演化為政黨間的競爭。所以，多黨制是發展民主的必然歸宿。這一說法的邏輯結論是:中國不能搞民主，搞民主只能導致共產黨喪失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抱著這樣的觀點看問題，自然會對各種發展民主的嘗試憂心忡忡。
民主和多黨制究竟是什麼關係？文章指出，在西方模式中，民主確實是和多黨制聯係在一起的。各個政黨在選舉中進行競爭，通過爭奪選票，獲得執政權，是西方民主的一大景觀。但是，由此認為民主必然導致多黨制，在邏輯上卻經不住推敲。因為這一邏輯的支撐點是:政黨代表特定的社會階級(或階層、集團、群體)；各社會階級(或階層、集團、群體)的利益不同，所以只能由不同的政黨來代表；社會階層越來越多元化，因此政治體制必然體現為多元化。這種把政黨和社會階級簡單對應的思維是不符合實際的。
文章指出，在實踐中，政黨和階級(或階層、集團、群體)之間呈現的是多樣化的組合。並非一個政黨只代表一個階級，也並非一個階級只有一個政黨來代表。有時一個政黨代表多個階級，甚至有可能把社會上的各主要階級、階層和集團都囊括進來。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自然很復雜，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政黨以取得政權為目的，而取得政權的一個前提條件是獲得社會多數的支持。所以，政黨通常會盡最大限度地擴大自己的社會基礎，而不會為了保持自己的所謂“純潔性”便聽任自己離權力中心越來越遠。
文章指出，在當代社會分層前所未有地多元化的背景下，能不能反映更多社會階層的利益，甚至已經成了關係政黨盛衰興亡的大問題。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政黨所能表達的利益面越寬，它的基礎就越強大；代表的利益面越狹窄，它的影響力就越小。多元化的社會階層要求比以往更加寬廣、更加通暢的表達渠道。一種政黨體制是否立得住，取決于它能不能適應這種要求。即使是多黨制，如果不能為民眾提供足夠的利益表達渠道，同樣會面臨危機；反過來，如果能夠滿足這種要求，一黨制也沒什麼不可。
文章據此指出，所以，發展民主並不必然導致多黨制。一黨制條件下同樣可以發展民主。
三、發展民主是否等于搞西方民主
文章說，在實踐中推行民主時，我們發現自己要做的，有許多是西方人已經做過的；我們在積極探索有中國自己特色的東西的過程中，摸索來摸索去，有許多結果還是和西方人已經得出的結論很有共性。因此，在實踐中，“民主”和“西方民主”很容易混在一起。事實上，已經有人把村民自治、直選等統統歸結為“在搞西方民主”了。抱著這種態度，自然對當前中國的民主進程是充滿懷疑的。
文章指出，民主之所以往往被和“西方民主”混同起來，很大程度上是由“人類文明”的特性決定的。人類文明屬于全人類，其中反映的規律不只適用于一個民族和國家，而是具有普適性。但是，說人類文明是全人類創造的，並不等于說各個民族和國家對這一文明在同樣的時期、同樣的階段、同樣的地域都有同等的貢獻。恰恰相反，雖然總體上說大家都有貢獻，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卻存在貢獻上的差別。
文章認為，民主作為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屬于全人類所有。客觀地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這一文明的貢獻要多一些。因為西方國家中首先打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縛，張揚人性，追求自由，從而確立了人的主體意識。相比之下，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在中國，長期閉關鎖國的封建統治使得國家與世隔絕，墨守成規，故步自封，沒有為民主的發展提供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在“民主”這個“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裏面，西方的色彩更多些，完全可以理解。重要的是，絕對不能因這種“色彩”而把關于民主的什麼東西都看作是“西方的”，將它們拒之門外。
但是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不需要把民主和“西方民主”區分開來。劃清兩者的界限，不照搬照抄西方政治模式，是中國發展民主的基本原則。問題的要害，恐怕在于如何區分。作者認為，從西方民主發展史的角度看，有兩個因素為當代西方民主制度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撐:其一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立足于人的主體地位，以人對利益的追求為出發點，發展出一套經濟體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與之適應的民主政治體制。其二是西方文化。雖然從本源上看，文化也是由經濟決定的，但是，影響文化生成的不僅僅是經濟，還有傳統、習俗、生活方式等更多更為復雜的原因。
這兩個因素，為中國提供了區分民主和“西方民主”的基本尺度。由市場經濟的要求而產生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內容，是民主的普適性部分。只要發展市場經濟，就不可避免地要接納這一部分，哪怕這些東西的西方“色彩”很明顯。由西方文化而產生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內容，則屬于“西方特色”的部分，我們最多只需要研究西方各國在把民主的基本要求和它們本國的歷史、傳統等相結合的經驗，從中發現規律性，而無須任何模倣和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