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新聞發言人 童建明
最高檢發言人童建明接受談檢務公開、防止腐敗及海外追逃等熱點問題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就已經初步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屬中央機關中較早的一批。
在接近二十年之後，現在的最高檢新聞發言人童建明依然向本報記者坦承：與公安和法院比較起來，公眾對同為司法機關的檢察院還相對陌生。“這主要是因為檢察工作本身有特殊性，所以才需要我們不斷增加與媒體和公眾的溝通交流。”從2005年開始擔任最高檢新聞發言人至今，童建明早已知曉公眾對打擊犯罪、尤其是腐敗犯罪的關注，對重塑社會秩序的期望。在談及追捕外逃貪官時，童建明說，“貪官逍遙法外的空間在不斷減少。”同時，我們也有理由期待，公眾知情的空間在不斷擴大。
童建明告訴記者，“我們當然希望盡量滿足社會對檢察工作的知情權，及時全面地公布公眾廣泛關注的大案要案的最新偵查進展。
對于案件的處理，我們強調的是，不能法律程序走完，事情就完了，而要看當事人是不是心悅誠服。
信息公開
涉檢信訪聽證核心就是公開
對信訪案件，必須做到“案結事了、息訴罷訪”。聽證制度的核心就是公開。要增進當事人對案件辦理和所作決定的理解，讓他真切地感受到司法公正。
新京報：和法院係統的“審判公開”相呼應，檢察係統是否也有自己的信息公開制度？
童建明（以下簡稱“童”）：1998年最高檢推進檢察改革時，就作出了“檢務公開”的規定，要求檢察機關執法活動的法律依據、辦案規程和紀律、訴訟參與人的權利義務等十個方面的內容，都必須公開，當時叫“檢務十公開”。
去年6月，最高檢又增加了12項制度，要求深化“檢務公開”，除因涉及國家秘密等原因外，對訴訟參與人的權利和義務等依法應該公開的事項，都要充分公開，如實公開。
新京報：但是，很多公眾還是覺得檢察院對案件的公開，不如法院充分。
童：這和職能特點有關。從辦案環節來講，法院是最後一環，法院的公開審判是有法律支撐的。案件到了審判環節，偵查已經完畢，證據也已經固定下來。但是，偵查環節和審判環節絕對是不一樣的。從偵查到起訴，這本身就有一個保密的問題，特別是在偵查期間，往往事實還沒有查清，證據還有待收集，一般不宜對外公布案件的具體情況。這不僅是為了保證偵查工作的順利進行，也是為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當然，也不是絕對不公開，對社會影響較大的案件，檢察機關會在逮捕或公訴後適時公布。
新京報：哪類案件可以在批捕就公開？哪些要到起訴環節？
童：比如對各類安全事故追究有關人員刑事責任的案件。去年，檢察機關介入了1300多起安全事故調查，高檢院直接介入的重特大礦難就有8起，還有一些社會關注的重大刑事案件，檢察機關批捕後也都及時向社會公布了。
對一些職務犯罪案件，需要選擇一個適當的時候披露，主要是因為案件正在辦理，要避免報道過熱給辦案帶來負面影響。但是我們一直力求在不影響辦案的前提下，盡可能擴大向媒體提供信息的范圍，盡早通報案件辦理情況。
新京報：前段時間最高檢頒布實施了《人民檢察院信訪工作規定》，規定對重大、復雜的信訪事項的答復，可舉行公開聽證，這種聽證會的模式是怎樣的？
童：對于案件的處理，我們強調的是，不能法律程序走完，事情就完了，而要看當事人是不是心悅誠服。對信訪案件，我們強調必須做到“案結事了”、“息訴罷訪”。
聽證制度的核心，就是公開。公開案情，公開當事人訴求，公開辦案情況，公開辦案結果。聽證時，把與案件有關的各個方面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當事人雙方，也包括各階段的辦案人員，有時還把黨政信訪部門、當事人單位的人請來，增進當事人對案件辦理和所作決定的理解，讓他真切地感受到司法公正。
打擊瀆職犯罪有望建案件移送制
工商質檢等部門每年處理大量行政違法案件，其中不排除有些案件涉嫌犯罪。通過建立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可以使這些案件及時進入司法程序。
新京報：這個月是最高檢反瀆職侵權宣傳月，最高檢王振川副檢察長曾表示目前有大量的瀆職侵權案被“容忍忽視”，為什麼會這樣？
童：目前確實有一部分涉嫌犯罪的瀆職侵權案件應當進入而沒有進入司法程序，沒有受到應有的刑事法律追究。這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對這類犯罪“不把違法當違法，不把犯罪當犯罪”。
因為這類案件大多涉及失職行為，很多沒有中飽私囊的情況，往往引起一些不了解情況的人的同情，說情的現象也會相對多一些。另外，查辦瀆職侵權犯罪本身也有發現難、取證難、處理難等問題，因為這類犯罪責任比較分散，屬于“多因一果”，涉及到很多人。
新京報：那麼，最高檢有何對策？
童：我們希望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制度。比如工商、質檢等部門每年處理大量的行政違法案件，其中不排除有些案件涉嫌犯罪。通過建立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機制，可以使這些案件及時進入司法程序。
新京報：這幾年司法工作人員的犯罪頻發引發了很大反響，原因是什麼？
童：司法是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線。培根就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比十次犯罪危害更大”。如果說其他犯罪污染的是水流，司法人員犯罪污染的就是水源，所以社會危害較大，社會反響也較強烈。司法人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個人因素外，從檢察機關看，有些環節特別是擁有自由裁量權的環節，缺乏強有力的監督制約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新京報：最高檢前年開始力推職務犯罪審訊過程全程錄音錄像，是否也是出于這個考慮？
童：不錯。推行這一制度，首先是為了規范我們自身的執法工作。攝像頭對著你，一舉一動都在攝像頭之下，還能刑訊逼供、違法取證嗎？同時，這也是對辦案人員的一種保護。過去有些被告一到法庭就翻供，說辦案人員刑訊逼供。
採取同步錄音錄像，可以比較有力地證明辦案人員訊問時是否搞了刑訊逼供。
海外引渡追逃要窮盡所有途徑
追捕外逃貪官、追回外流贓款，這項工作的難度很大。固定的程序還在探索中，我們的原則是所有可用的途徑都要用上。現在，貪官逍遙法外的空間在減少。
新京報：學界有聲音說反腐已進入“深水區”，觸及到一些體制問題，比如去年社保領域的係列案件，你怎麼看？
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比喻。借用“深水區”的比喻，我認為反腐工作正在步步深入，一些職務很高的國家工作人員受到法律的制裁，一些犯罪新領域的揭露，也是一個標志。至于社保基金領域出現腐敗犯罪案件，還不能說這就是體制性腐敗，只能說明腐敗滲透領域比較廣，已經進入一些比較新的領域。腐敗就像癌症，發現和治理不及時，就會不斷擴散。社保金係列案件說明我們反腐的觸角也在深入延伸。
新京報：但是有些領域大案要案頻發，有些崗位被稱為“前腐後繼”，難道僅僅是個人因素？
童：當然不僅是個人因素，很多腐敗現象的發生是監督不健全的問題。在一些行政審批權比較集中的領域，監督制約不到位，濫用權力就難以避免，所以一些崗位出現了“前腐後繼”，還有“拔出蘿卜帶出泥”的現象，辦一個案件牽出一大串，有的高級官員就是查處其下屬人員犯罪時被牽出來的。
新京報：本月最高檢從日本引渡了一名職務犯罪嫌疑人，追捕外逃貪官在目前的司法框架下是否可能有一些突破？
童：對追捕外逃貪官，高檢院一直非常重視。這項工作的難度很大，對于兩國之間沒有簽訂引渡條約的，我們目前主要是通過兩種途徑：一是利用國際公約，比如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二是借助地區機制，比如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機制等。固定的程序還在探索之中，我們的原則是所有可用的途徑都要用上。現在國際合作的工作在加強，貪官逍遙法外的空間在減少。
■同題發言
“發言人的分數留給記者來打”
新京報：你怎樣理解發言人和記者的關係？
童：新聞發言人是作為一個機關的新聞發言的代表，是媒體和這個機關之間的橋梁和紐帶，所以我們和記者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聯係。
新京報：你是否對記者說過無可奉告？
童：從來沒有。有些東西我們選擇在適當的時候披露，如果按照規定不適合披露，也是為了保障訴訟活動的正常進行，希望大家理解。
新京報：怎樣理解《信息公開條例》中的“及時”和“準確”？
童：對于檢察院來看，這需要考慮每個案件的情況，偵查的案件本身就不是那麼千篇一律，我剛才也說過了，得符合訴訟的規律，前提是保障訴訟的正常進行，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但是能夠公開的案件案情，我們都會及時公開，比如大部分案件進入起訴階段就可以公開，一些社會關注度特別高的案件，我們在批捕階段就對外發布。
新京報：從你做新聞發言人的這段時間來看，檢察係統的信息公開程度有哪些變化？還會有哪些變化？
童；過去檢察機關往往是等審判之後才與法院一起公開案件有關情況，但是現在很多案件進入起訴階段時，我們就已經向媒體披露。剛才也說到，對一些社會關注度很高的案件，在批捕環節我們也已經向外界公開了。
“檢務公開”應當與時俱進，就是說隨著國家的法治進程而更加開放和透明。對于“檢務公開”的具體內容、范圍、方式和途徑等，檢察機關將以改革的精神，不斷探索，不斷豐富，不斷完善。
新京報：作為新聞發言人，你給自己打多少分？
童：這個分數應該留給你們記者來打。(記者 李靜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