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威海市委市政府在今年６月份發起了“慈善月”活動，以行政方式層層推進募捐行動，各單位募捐成績被納入績效考核，一些官員更是把募捐當做“政治任務”逐級下達，結果取得了驚人成效：短短１０天，募捐現金近２０００萬元，企業認捐基金超過１０億。（６月１３日《新京報》）
看了這條新聞，我心裏冒出的第一個念頭是：這是在募捐嗎？怎麼看上去像攤派呀！募捐的最大特點就是捐贈者自願，若非自願，即非募捐。而募捐成績一旦被納入績效考核，一旦成了“政治任務”，捐贈的自願性也就不復存在了。
強制募捐，必然會在客觀上成為對民眾的一種“剝奪”，造成新的民生問題。報道中就有這麼一個例子：一個月收入１５００元的水電維修工人，愛人已經下崗１０年，孩子在讀中學，生活之窘困可想而知，但他卻被要求捐出５００元。愛人賭氣地說：“什麼時候要捐老婆，把我也捐了吧。”威海這次募捐行動，目的是幫扶困難家庭，結果卻讓已經很困難的家庭感到雪上加霜，這豈不成了諷刺？
實際上，除非出現重大的社會危機，比如戰爭、大規模自然災害等，在平時由政府出面成立“領導小組”，用行政手段推進募捐，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政府擁有強大的強制力量，它很容易就會把“募捐”變成“攤派”。慈善事業還是應該交給沒有強制能力的民間機構來辦，政府扮演的角色則主要有兩個：一是制度的供給者，即為民間慈善機構的設立和發展提供盡可能完善的制度保障；二是監管者，防止有人借慈善事業的名義牟取私利，確保善款善用。當然，政府官員，尤其是一個地方的主要黨政領導，還應該扮演一個示范者的角色，通過自己的主動捐助，來為民眾樹立一個熱心慈善事業的榜樣。
從長遠來看，威海市用行政手段推進募捐行動的做法，還有可能使公眾喪失對慈善事業的熱情，最終毀掉慈善事業生存的基礎。因為，捐贈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種完全無私的單方面的付出，但它在客觀上也是一種交換：接受捐贈者獲得了物質利益，而捐贈者則獲得對方乃至整個社會的認同和尊重。
不要小看了這種似乎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被尊重的需要，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這是一種很高層次的需要，而且這裏還存在一種“正反饋”機制，即一個人因為熱心捐贈而獲得了尊重，這就使他產生了非常滿足的心理體驗，結果就在他內心深處強化了這種價值，以後他就會更加熱心于捐贈。在這個意義上說，威海市用行政手段推進募捐的結果，不僅剝奪了民眾的金錢，也剝奪了他們獲得尊重的機會，這無疑會對慈善事業的長期、深入發展，產生釜底抽薪式的不好影響。
威海市民政局局長沾沾自喜于募得的鈔票數額的巨大，但募得的鈔票多少並不能說明慈善事業的成敗，因為慈善事業不能只顧目的不擇手段。威海市委市政府的做法表明，他們還沒有跳出全能政府的窠臼，這意味著他們的施政理念遠遠落後于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的社會現實，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遠比“善款募集不足”要更嚴重的問題。(鄔鳳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