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區政府日前出臺規定，今後該區召開各類會議都不再設主席臺，只設主持席和發言席，而一般性會議，時間嚴格控制在1小時內。與此同時，文件還規定，主持詞中不得再出現“百忙之中”、“親自光臨”、“熱烈歡迎”、“重要講話”等詞語。（7月4日《新京報》）不設主席臺等相關規定，給那些充滿形式主義陳詞濫調的會議迎頭一擊。開會的方式同樣是會議的一個內容，這種形式的改變，不僅使會議擺脫了繁文縟節，增加了效率，更為會議注入了民主精神。
不可否認，長期以來，不良的會議文化成為會議質量和效率的一個主要破壞因素。
在一些場合，會議已經異化為主席臺上的官員教育臺下與會者的課堂，而坐在臺下來的大多數人與其說是來開會的，不如說是來聽會的。為什麼臺上說的和臺下聽的難以形成共識，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主席臺與聽眾席之間有那條隱性的“地位鴻溝”。
不設主席臺是件好事情。
它將我們重新拉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我們為什麼開會？顯然，除了少數中央和地方一些特殊和重要的會議，其他絕大多數會議都是為了群策群力，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從這方面說，一場會開得是否有意義，首先就在于所有與會者是否能夠貨真價實地交流思想與信息。與此相反的情形是，有些官員在主席臺上發表空洞的言論，而臺下聽眾則表面上迎合這種“官有多大，思想就有多重要”的空洞儀式，內心卻如福柯所言那樣“赤手空拳地反抗”。
毋庸諱言，有些官員熱衷于在主席臺上發言，一些會議舉辦者也熱衷于設置主席臺，是因為在很多人眼裏，主席臺是官員充分展示其權力與地位的舞臺，發言者感覺可以雄視一切，既能體會到高高在上的地位，又能借助麥克風充分展示其話語權。發言者樂于享受這種感覺，會議舉辦方也樂于討發言者歡心，還能為自己的會議賺得“榮耀”。
談到會場上的平等，難免讓人想起亞瑟王和圓桌武士的故事。公元5世紀時期的英國，避免了與會者為席位上下打個頭破血流，亞瑟王想出了一個辦法，即他和他的武士舉行會議時，不分上下席位，圍著圓桌而坐。正是這種“平等”和“協商”的氛圍，使圓桌成為化解嫉妒與爭奪權力高位的靈丹妙藥。盡管當時能坐上圓桌的武士只是少數，但它並不妨礙這種“有限的平等”形式成為會議民主的最早的源流，見證人類的精神高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正是由于圓桌所具有的平等和開放的精神，使圓桌會議在現代政治生活中生根發芽。
可喜的是，隨著近三十年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這種會議民主精神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接受。比如現在的許多學術研討會與業務交流會議，通常不設主席臺，所有與會者圍著圓桌坐下，平均使用麥克風，既沒有繁瑣的開幕儀式，也沒有離題萬裏的“熱烈”與“重要”。
在這裏，真理是唯一的權威，所有與會者本著對生活的熱忱和知識的信仰平等參與討論和發言。
林語堂先生生前留下不少幽默故事。有一次，林語堂在臺北參加某所學校的畢業典禮，前面有不少人作講演，都講得拖拖沓沓，輪到他講話時已到中午，大家的肚子正打著退堂鼓。林語堂于是講了下面這個“第一流的笑話”以示抗議：“紳士的講演，應當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在這裏，“女人的裙子”雖然各有解釋，但是許多人“不想為廢話所累”的心靈卻是相通的。若想了解一個地方有沒有民主作風，男人們有沒有紳士風度，我們同樣可以從當地的會場略知一二。（社論）
新華網評：
大會不設主席臺，值得讚許！
會議，只不過是一種貫徹精神、研究事項、部署任務、推進工作的方式而已。但在有些地方，會場卻變成了領導的秀場。有事沒事都要開會，以至于很多工作只是通過會議來落實，並沒有真正地在實踐中得到貫徹。只要開會，便會有大小領導坐在主席臺上，盡情展示自己的“才華”，哪怕下面的觀眾已經厭倦、厭煩了，仍在那裏誇誇其談。而如果不設主席臺，一些好表現的領導便失去了“表演”的舞臺，只能和普通幹部一樣在臺下坐著。這樣既體現了一種官民之間的平等，更能讓領導者設身處地地感受一下會場的氛圍，避免一些長會、空會的發生。另外，會場上唱主角的不再是領導，而是主持人和發言人，也就不會再有“百忙之中”、“親自光臨”、“熱烈歡迎”、“重要講話”等一些“媚上”套話充斥會場，有利于凈化視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