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曾蔭權在競選時提出口號：“我會做好呢（這）份工！”從目前的情況看，曾特首受到中央的支持和港人的擁護，地位穩如泰山。但他的手下就很難“做好份工”了，短短兩星期內，就有兩名高官下臺。（《南方都市報》7月12日）
最新下臺的是香港廣播處處長朱培慶。導致他請辭的導火線，是他下班後手挽艷女郎步出卡拉OK廳，而被撞破時又舉止失常，竟避在艷女郎身後，被記者拍下的照片，表情十分狼狽。
這件事聽起來有點匪夷所思，因為這在內地很可能被認為僅僅是“小節”而已。目光老到的鳳凰衛視評論員楊錦鱗就看出了這種差別，他在讀到這條新聞時，語帶雙關地連問了三遍：“這點事算什麼？”但朱培慶的下臺看來是無法挽回了。不管別人怎麼評論這件事，在我看來，這卻折射出了香港公務員能夠長期保持廉潔的一個重要原因：官員有道德瑕疵就得下臺！當然，嚴格說起來這種道德瑕疵不是“存在”的，而是已經被“發現”的。
如此對待官員是不是太嚴厲了呢？我以為不是。理由就在于，在公眾的眼裏，官員並不是一個無害的“個人”，而是以公共權力掌控者、行使者的身份出現的。如果他有明顯的道德瑕疵，那公眾又如何繼續信任他呢？公眾沒有義務容忍一個已經不被自己信任的官員繼續掌權。
從更深層次的角度來看，官員的道德狀況，還牽涉了政府的“合法性”問題。我這裏說的“合法性”，不是指法律意義上的“合法性”，而是指政府必須給予公眾一個服從自己的正當理由，從韋伯的觀點來看就是一種信仰。
韋伯說：“一切經驗表明，沒有任何一種統治自願地滿足于僅僅以物質的動機或者僅僅以情緒的動機，或者僅僅以價值合乎理性的動機，作為其繼續存在的機會。毋寧說，任何統治都企圖喚起並維持對它的‘合法性’的信仰”。可見“合法性”就是一個政治秩序，能夠被置身其中的公眾認為是一種正當的、合乎道義的，從而產生發自內心的自願服從的狀態。顯然，一個政府的組成人員如果在道德上劣跡斑斑，那它是很難在民眾中建立起這種“發自內心的自願服從”的合法性的。
有人也許會質疑，這是不是對官員進行了有罪推定？坦率地說，是這樣的，但不如說是“舉證責任倒置”更恰當一些，我認為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一個巨大進步。因為官員和公眾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要求公眾在掌握了確鑿的證據之後才能對官員提出指控，那在客觀上就等于包庇腐敗分子。
公眾有權利發現蛛絲馬跡就（通過媒體等）提出指控，而官員則有義務在這些指控面前自證清白。如果不能或不願自證清白，那就必須鞠躬下臺，甚至要接受司法調查。這方面的例子，遠有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近有香港財政司前司長梁錦松，眼下則是香港廣播處處長朱培慶。
不難想見，如果內地的媒體和公眾也擁有這種對官員進行“有罪推定”的權利，比如發現官員住著和自己收入不相稱的豪宅、或者和其他女人有曖昧關係、或者其合理收入不足以支撐兒女在國外的學費，就對他提出腐敗指控，要求他自證清白，則內地清廉指數，將會上升多少啊！（郭松民）
從政道德立法:美國治腐的殺手锏
李大釗的“善施”與今少數幹部的道德缺失
我們為何遊走在道德與法律的”灰色地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