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紀和國法的最大區別，一是黨紀只針對中共黨員而國法約束所有公民；二是黨紀的後果是黨內處分而國法的後果是國家刑罰。而判斷一種行為現象是合法還是非法、違紀還是合規，針對官員犯罪而言，又往往是重合的。中紀委新規的一大特色，是把市場經濟環境下權錢交易的罪錯界限，作了史無前例的明確界定。
6月8日，中共中央紀委公布了《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幹規定》。作為一個辯護了許多高級官員犯罪案件的律師，我發現這個規定對于所有黨員幹部而言，都是一個必須認真研讀的重要黨紀文件。因為，許多官員犯罪法庭辯論的焦點問題，在這個規定裏都明朗化了。對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權錢交易的變種進行了明晰的界定，引進了很多法律化語言。
黨紀和國法的最大區別，一是黨紀只針對中共黨員而國法約束所有公民；二是黨紀的後果是黨內處分而國法的後果是國家刑罰。而判斷一種行為現象是合法還是非法、違紀還是合規，針對官員犯罪而言，又往往是重合的。中紀委新規的一大特色，是把市場經濟環境下權錢交易的罪錯界限，作了史無前例的明確界定。這實際上也是檢察院法院判斷一個官員罪與非罪經常在思考的一些問題，也是律師辯護的常見問題。
第一類是關于以“市場交易”掩蓋受賄問題。《規定》第一條列舉了三種：（1）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屋、汽車等物品；（2）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出售房屋、汽車等物品；（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這是當前權錢交易中的灰色地帶。幹部通過權力謀取房源低進高出迅速致富，由于是以市場買賣的方式進行的，因此過去很難以刑法去追究。“其他交易”比如送字畫連環購買讓官員變現，也是很隱蔽的行賄方法。為區分市場客觀存在的“低價優惠”同這種違紀犯罪的界線，中紀委對“市場價格”進行了特別解釋。即不特定的人都可以低價買的價格，幹部也去買的，不屬于本條違紀范圍。
第二類是關于權力“幹股”問題。這種現象也是檢察機關以前辦案中經常遇到的難點問題。幹股是指未出資而獲得的股份。中紀委這次規定：進行了股權轉讓登記，或者相關證據證明股份發生了實際轉讓的，違紀數額按轉讓行為時股份價值計算，所分紅利按違紀孳息處理。股份未實際轉讓，以股份分紅名義獲取利益的，實際獲利數額應當認定為違紀數額。中紀委的這一規定的意義，是把“幹股”的含義法定化，並對計算違約數額作了明確的規定。其實，這也將是將來法院定罪量刑的基準數額。同時，對官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同請托人“合作”開辦公司或者進行其他“合作”投資，自己又沒有實際出資和參與管理、經營而獲取“利潤”的，中紀委也規定以違紀論處。
第三類是官員以出小錢請人“理財”方式收回大額回報的問題。比如以委托請托人投資證券、期貨或者其他委托理財的名義，未實際出資而獲取“收益”，或者雖然實際出資，但獲取“收益”明顯高于出資應得收益。這種現象由于確有“本錢”投入，獲取的利益是受賄還是投資收益，過去很難區分。檢察官和律師法庭上爭論的焦點也往往在這裏。中紀委的新規定把這一條也明確規定為違紀。
第四類是以“賭博方式送錢”的問題。由于賭博罪是輕罪，平時民間娛樂賭博往往不以犯罪追究；而行賄受賄是重罪，因此一些黨政幹部同請托人之間會心照不宣地進行賭博玩樂，故意輸錢給公關對象官員。嚴重的一桿高爾夫球可以“賭輸”送出幾十萬。這種權錢交易以往很難追究，因為雙方都會堅稱是賭輸的而不是行賄受賄。為了界定一般賭博和“故意放水”的賭博，中紀委這次規定說：
執行中應注意區分這種行為與賭博活動、娛樂活動的界限。具體認定時，主要應當結合（1）賭博的背景、場合、時間、次數；（2）賭資來源；（3）其他賭博參與者有無事先通謀；（4）輸贏錢物的具體情況和金額大小來進行判斷。
第五類是“官員用權、親友收錢”的受賄問題。官員要求或者接受請托人以給特定關係人如近親屬、情人安排工作，使他們不用實際工作而獲取薪酬。或者官員自己不直接收錢，授意請托人，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係人。如成克傑受賄的很多錢行賄人是直接給他的情人的。中紀委這次還對“特定關係人”也規定以共同違紀論處。特定關係人以外共同佔有受賄財產的，也以共同違紀論處。這有點類于共同犯罪的概念，即不是黨員幹部和權力擁有者也可以一並查處。
第六類是約定先辦事、後拿錢的離職幹部“余權型”受賄問題。在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後，約定在其離職後收受請托人財物，並在離職後收受。離職前後連續收受請托人財物的，離職前後收受部分均應計入違紀數額。這一規定的精神，最高檢察院的以前解釋已經明確，是一致的。
第七類是“借用”房產、汽車等掩蓋受賄問題。中紀委規定：官員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房屋、汽車等物品，未變更權屬登記或者借用他人名義辦理權屬變更登記的，不影響違紀的認定。至于收受和借用的區分。中紀委也作了特別的鑒別標準：除雙方交待或者書面協議之外，還要看：（1）有無借用的合理事由；（2）是否實際使用；（3）借用時間的長短；（4）有無歸還的條件；（5）有無歸還的意思表示及行為。
還有一個辦案中經常爭論不休的問題是，受賄上交的時間界限問題。中紀委新規中說：收受請托人財物後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不是違紀。但違紀後，因自身或者與違紀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違紀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違紀。這裏，“及時”成了一個關鍵性的情節。“觸動”上交和“未觸動”上交成了一個界線。但“及時”的概念仍然是模糊的。幾天算“及時”？辦案中發現官員收禮由于太忙或者不知情無法很快退回的因素是客觀存在的，因此“主動退交”還是“觸動後退交”是一個重要的標準。
可以看出，上述的八個方面，其實是當前檢察院反貪局辦案、法院審判中罪與非罪的界限的區別點。中紀委的新規總結了司法機關辦案和律師辯護中的一些重要經驗和教訓，作了非常明了的規定，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可以預見，這些標準也將成為刑事法中法官裁量的重要判斷標準。因此，對于黨員幹部來說，仔細地研究這些行為界限，堅持潔身自好，堅持拒腐防變、為政清廉，是非常重要的。 (陳有西)
“兩高”出臺受賄司法解釋
嚴懲十種新型受賄
新華網北京７月８日電（記者田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８日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意見》[點擊查看意見全文]，明確了１０種新類型受賄刑事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具體意見。
這是繼５月３０日中央紀委下發《中共中央紀委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幹規定》之後，司法機關為依法懲治受賄犯罪，推動反腐敗鬥爭深入開展的一個重要舉措。>>詳細
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幹規定
解讀兩"重磅級"文件
專家看好新一輪反腐衝擊波
從中央紀委《八項禁令》到“兩高”懲治十種新型受賄犯罪行為的《意見》，40天裏兩個“重磅級”反腐敗文件出臺，再顯黨和國家反腐決心和力度。7月11日在北京接受記者採訪的三位專家都對此給予積極評價，看好反腐敗新一輪“衝擊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