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機關“內部審計”的工作定位決定了審計機關提供給檢察機關的信息須經過同級政府事先批準，這種篩選機制使檢察審計協作配合中信息共享大打折扣。
□審計結論具有局限性、風險性的特點，使審計機關往往過于謹慎，只將具有重大危害性、證據確鑿、案因明顯的案件移交司法機關。
編者按
本文是東莞市檢察院課題組承擔的廣東省檢察理論課題“檢察機關與審計機關在反腐敗工作中協作配合機制研究”的內容之一。課題組經過考察發現，檢察審計協作配合工作雖然有一定效果，但並未達到最佳狀態，個中原因確實值得琢磨。
為提升反腐敗工作的合力，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家審計署先後于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４年聯合發布《關于建立案件移送和加強工作協作配合制度的通知》和《關于進一步加強檢察機關與審計機關在反腐敗工作中協作配合的通知》。檢審協作配合實際效果如何？我們考察了江蘇、上海、廣東等地的檢、審機關，發現協作工作雖然有一定效果，但並未達到最佳狀態。除少數地市檢審協作配合效果明顯外，大部分地區表現出“上級機關熱情高、下級機關熱情低”、“檢察機關熱情高、審計機關熱情低”、“以文件落實協作、以聯席會議體現配合”的協作配合低級階段。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情形？經過調研，我們發現當前影響檢審協作配合有兩方面的障礙因素。
一、制度層面的障礙
這主要是由當前我國審計工作的特點（政府內審部門的定位）、審計工作對象的范圍所決定。
（１）審計機關的審計工作定位于政府內審的工作特點決定了審計工作只對政府負責，而不對其他機關負責，導致了檢審合作易流于形式。根據憲法第九十一條、第一百零九條確定的現行審計制度的基本內容看，國家審計定位是政府行政管理和監督係統中的一個環節，審計機關是政府專門從事審計監督工作的一個職能部門。政府毫無疑問掌管著安排審計工作、確定審計長人選、分配審計經費等主要權限，是審計報告直接的和主要的使用者或受益者。“內部審計”可以說是對中國審計制度基本內容和基本特徵的高度概括。這種內審機關的定位，決定了其在審計過程中發現問題，必須要向同級的政府分管領導請示批準後，才能將其掌握的審計信息（含職務犯罪線索）公開給檢察機關共享。這種事先批準的篩選機制使得檢審協作配合中信息共享大打折扣。
（２）當前審計工作對象的范圍與開展的方式，決定了檢審合作難以得到實質性的開展。當前審計監督業務開展范圍和方式，可分為三種形式：
一是對政府各部門的財政資金使用和財政收支進行審計監督。這種政府內部審計性質使檢審協作的靈活性大打折扣。
二是預算資金的審計監督，即接受人大的委托，對政府預算執行及與公共需求有關的公共性、公益性基礎設施的某些專項資金（如固定資產投資、科教文衛行政事業支出、農業重點資金投入等專項資金）使用、收支情況進行的審計監控。這一部分審計結果與信息在檢審之間的披露與交換，盡管不受前述內審定位的影響，但它同樣首先要向其委托開展業務的機構——人大負責。所以，在此情況下，審計人員在審計過程中如果發現可能存在職務犯罪的線索，其首先要向委托其開展審計業務的委托方——人大負責，再由人大將相關信息轉給檢察機關，在流程上增加操作環節，容易泄密，檢審協作配合的空間、深度及廣度因此大打折扣。
三是綜合審計，主要集中在領導幹部經濟責任審計。自１９９９年起，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紀委、中組部、監察部、人事部、審計署等先後頒發了９個有關領導幹部任期的經濟責任審計規定。在這種綜合審計中，審計機關往往不是主導者，而是一個臨時抽調參加的協助者，對于在審計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其必須對這一審計的組織者和發起者如紀委、組織人事部門負責，向他們反映存在的違法犯罪問題，再由紀委、組織人事部門按相關的程序規定將達到立案條件的犯罪嫌疑人移送到檢察機關。這基本上是當前經濟責任審計業務中案件移送的通常模式。例如東莞市檢察院辦理的東莞市樟木頭鎮原鎮長李為民挪用公款１．１億元、受賄１７１萬元大案，就是以此種模式移送到檢察機關的。在這一模式中，檢審之間的直接協作配合空間其實是不大的。
總之，由于上述審計業務三種主要開展途徑缺乏一定的獨立性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審計結果披露受到一定的限制，從而也成為當前檢審機關之間開展協作配合的制度障礙。
二、技術操作層面的障礙
當前檢審協作深入發展除上述制度因素影響外，還存在一些技術層面問題。
（１）規定檢審協作配合的規范文件的效力偏低。目前檢審機關之間開展協作配合，主要以文中開頭所述兩個規范性文件為依據。顯然這種聯合發文的效力遠不如正式法律規范的效力，對參與對象的約束力較弱。這一遺憾局面並未在其後修訂的審計立法或其他相關的法律規定中得到改善。如２００６年２月修訂通過的《審計法》新增了“審計機關可以提請有關部門協助其工作”的內容，但並未明文規定提請檢察機關協助工作。
（２）審計結果披露受到限制。從技術層面看，憲法和審計法對審計結果披露缺乏明確和硬性的規定，也成為影響檢審協作深入開展的一大因素。盡管《審計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審計機關可以向政府有關部門通報或者向社會公布審計結果。”在這裏，披露審計結果是審計機關的“法律權力”，而不是“法律義務”，從而使審計結果的披露帶有很強的任意性。立法基點是“可以公布”，言外之意是“也可以不公布”，使披露結果成為軟約束，難以操作。正是由于審計結果披露制度不健全，導致檢審雙方有時一些深層次的信息無法共享，導致審計結果背後一些對檢察辦案相當有用的信息無法獲得。
（３）檢審機關在執法辦案上的證據標準差異。在實踐中，審計證據是指審計機關和審計人員獲取的用以說明審計事項真相，形成審計結論基礎的證明材料。與刑事訴訟證據相比，盡管審計證據也是為證明所查事實真相而存在，具有客觀性、相關性和合法性的特點，在種類上除法律規定的特定種類外，大體也相同。但由于審計和司法兩種不同活動的社會屬性以及手段的差別，兩者在主體、效力及一般屬性方面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審計機關調查收集證據的目的是為了查證審計事項的真實、合法和效益。所以，其往往側重于對經費的開支合不合法、賬目的設置違不違規進行審查。對一個重大工程項目的審計，審計機關關心的是賬目是否清晰、賬是否對上、工程具體預算造價與實際造價是否符合等問題。比如，審計中發現了一個工程項目的鋼材價格偏高導致效益偏低，這是審計工作的重點，也是其要重點收集的證據，但至于價格偏高的背後有無權錢交易，則不是審計證據調查收集的重點，而應是司法訴訟證據關注與收集的重點。由此可見，審計證據只是作為刑事訴訟證據材料的一個來源，為其提供原始的材料和有關線索，基本上要經過司法機關重新調查核實後，才能成為刑事訴訟證據。因此，審計結論具有局限性，存在極大的審計風險，處理不好，將損害當事人權益和降低審計權威。正是審計證據的特點，使審計人員對存在審計問題案件能否在刑事訴訟中成功立案查處往往有一定的擔心，審計機關往往只將具有重大危害性、證據確鑿、案因明顯的案件移交司法機關，對于一些案情復雜、情節隱蔽的案件和審計取證手段有限、難以取得充分證據的案件，則出于職業謹慎考慮往往不予移送。
這些因素已成為當前影響檢審協作配合深入開展的重要障礙，必須予以高度重視並作出積極應對之策。（余輝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