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筱萸竟然認為數萬元受賄數額為“沒有多少”，到了對犯罪所得麻木不仁、沒有絲毫道德負疚感的程度，確已無可救藥。但是，在社會現實中，有這種心理的不只是鄭筱萸及其他貪官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7月10日上午在北京被執行死刑，這一結果可謂是大快人心。

  　鄭筱萸妻子利用鄭的職務之便，以“顧問”的名義在一家制藥廠獲得顧問費以及幹股收息，每年共計5萬余元。在法庭審理鄭筱萸受賄案中，公訴人就這項罪行訊問每年收取錢款具體數目時，鄭筱萸非常自然連磕巴都不打地回答說：“沒有多少，也就是幾萬元”。我聞聽大吃一驚，萬萬沒有想到竟會聽到這麼離譜的答案。

  　5萬多元到底是多是少，是什麼概念，空說不好理解，可以與兩種參照物做比較：一是與嚴格自律的高尚行為相比。古人雲“勿以惡小而為之”，共產黨人更是認為“群眾利益無小事”，這都有實踐做基礎。例如，蘇軾說：“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海瑞說：“慎自愛惜,不妄取一分一厘，一升一合”；明萬歷年間的織工葛賢在抗稅鬥爭中要求做到“當死清白，勿染一錢尺帛”。再如，我們人民軍隊嚴格執行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就有“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敬愛的周總理要求親屬“看戲以家屬的身份買票入場，不得動用招待券；不許請客送禮；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一絲一毫、一厘一分、一針一線、一張戲票在廉潔者眼中尚且不能說小、說少，不可茍且，那麼5萬多元還會是個小數目嗎？

  　二是與實際生活相比。在實際生活中，對很多人來說，幾萬元是個巨大的數目，甚至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而法律也把5萬元作為區別犯罪量刑檔次的標準。例如，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人均310元，10年不過3萬余元；2006年全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而農村人均純收入才3587元；上大學一年萬元左右的費用，就使得一些貧困生望而卻步，乃至有的學生家長為此絕望輕生；我國刑法規定貪污受賄數額達到5000元以上就可以追究刑事責任，5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就可以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無論怎樣比較，也不能說5萬多元是一個“沒有多少”的小數目。

  　鄭筱萸認為5萬多元“沒有多少”的判斷標準究竟是什麼，結合他受賄犯罪的事實，不難了解。他單筆受賄數額上百萬，曾經有兩筆為兒子收受的賄賂，分別達199萬元人民幣和100萬元港幣；他受賄總額數百萬，多次收受賄賂總數多達640多萬元。5萬元與之相比，確實是小數，只能像南方某地方言說的“毛毛雨啦”。孟子說“養移體，居易氣”，確實如此，一名領導幹部如果長期漠視群眾，罔顧民生，一心關注私利，浸潤于特權的快感，一定會產生鄭筱萸這種價值觀、是非觀倒錯的無恥心態。

  　鄭筱萸認為數萬元受賄數額“沒有多少”，到了對犯罪所得麻木不仁，沒有絲毫道德負疚感的程度，確已無可救藥。但是，在社會現實中，有這種心理的不只是鄭筱萸及其他貪官，還有人和他們看法接近，甚至有所共鳴，對腐敗行為“寬宏大量”，表現出很高的“容忍度”，這極其有害。腐敗行為與人民利益是負相關關係，此長彼消，寬待腐敗，就是傷害人民，與社會主義榮辱觀毫無共通之處，必然造成危害後果。

  　領導幹部，必須以鄭筱萸為戒，反其行而為之，增強群眾觀點、國情民生概念和法律意識，感到“沒有多少”，從內心深處對違背黨風廉政要求的言行有所畏懼，感到“不得了”，才能真正做到公私分明，決不能用手中權力侵佔群眾任何利益，遠離腐敗。當大家不但自己遠離腐敗，而且對腐敗行為也旗幟鮮明地堅持“零容忍度”、決不寬容時，鄭筱萸們也就不敢毫無顧忌地聚斂錢財，人民利益就會得到更有效保障。  　（方 工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