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某學校不久前收到一筆來自香港政府一名科教官員退來的錢款。原來，這是該校前不久邀請香港官員來內地的講課費。這名香港官員退款的理由是：赴內地講課是用了工作時間（經主管批準）所為，講課內容又屬于本人工作范圍，“此講課係職務行為，吾已領取了政府發的薪水，若再拿額外報酬，便屬違規”。據悉，香港官員不敢拿內地有關單位發的講課費之事並非個別。
香港官員，在內地可稱之為領導幹部。這些年，我們這兒的領導幹部講課之事，時有所見。一些地方和單位的領導幹部被邀請到外部門、外單位（包括下屬單位）講課漸成“風氣”，而領取講課費亦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香港官員不敢拿講課費，而我們這兒有的領導幹部泰然處之，關鍵在于制度設計思路上的差異。身為已經拿了納稅人供奉薪水的官員，再另從其它途徑獲取“職務報酬”，顯然有違社會“公平公正”之原則。舉凡有損于這個原則的“職務行為”，都當為“禁止之列”。這就是香港官員不可拿、不敢拿講課費的制度設計思路。盡管在我們這裏，有關禁令（規章制度）並不少，也常被紀律檢查部門三令五申，可在執行過程中或走樣變調，或收效甚微。何故？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們有些禁令多強調“不可為”，缺少體現“何以不可為”之道。像“香港官員不拿講課費”，無論是在道理上還是在規定上，均讓人心服口服，且尺度適當容易操作。
領導幹部拿講課費，或者拿“紅包”之類，似乎是小事，卻事關領導幹部的“職務行為”和形象。現在有些領導幹部在群眾中威信不高、形象不好，同他們的“職務行為”自律不強有直接關係。有的幹部什麼錢都敢拿，什麼東西都敢要，恰恰忘了自己的“職務”，這不僅影響了領導幹部的個人形象，而且嚴重損害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比較香港官員不拿“講課費”之舉，我們的黨員幹部確實需要作深刻的反思，應該做得更好。（陳向陽）
遏制腐敗關鍵是祛除"職務便利"本身
權錢交易的違紀違法案件之所以頻繁發生，領導幹部身上存在大量“職務上的便利”，正是一個關鍵因素或者說根本症結。
按理說，任何職業任何職務，要想運轉有序、高效順暢，都離不開對職務權界內涵的明確厘定——如哪些是該做的，哪些是不該做的，而以權力為媒介的公共職務，更是如此。然而，目前我們的幹部職務生態，顯然還沒有完全做到這樣一點，其職務規程仍顯得相當混沌，一方面公職人員可以輕松地做很多本不該做的事，而另一方面，該做的事往往又可以輕易被逃避。如此一來，以權力為特徵的公職被“便利”地濫用，當然也就很難避免，正所謂“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