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徐文艾利用偽造的芬蘭司法部邀請函帶隊出國旅遊而遭中紀委查處一事，這兩天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徐文艾此次馬失前蹄，真的是因為公款旅遊嗎？恐怕還是因為那張假邀請函，使徐文艾帶隊的“公務考察”帶來了惡劣的“國際影響”。
事實上，中國公費旅遊的惡名早已“名聲在外”。前南斯拉夫的官員曾經開玩笑說過：“中國人就是愛學習，連我們的奶牛都認識中國人了!”韓國政府高官訪華時曾直言不諱地提醒，不要借考察新農村建設之機搞公費旅遊；今年5月14日，南非華人社團代表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一個座談會上，對“中國公務團頻赴南非”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中國公務團”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公款5000萬元。個別政府官員還帶著企業老板為他們買單。
中國官員僅南非一地每年的公款旅遊耗費就達5000萬元，看來全國公款旅遊每年耗費公帑3000億元之說絕非虛言，這還不包括企業老板買單的部分。現在圍繞公費旅遊，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偽造邀請函，只是公費出國旅遊中一個公開的秘密，國內旅遊界甚至為此發明了專門的術語，把真的邀請函叫做簽證函，假的邀請函叫做報批函。
可見，如果我們不在更為根本的制度建設上下工夫，僅僅因為造成惡劣“國際影響”才來“殺一儆百”，將來不僅還有可能出現下一個徐文艾，更有可能無數個徐文艾不會被發現，仍然能堂堂皇皇地出國旅遊。
為了遏制愈演愈烈的公款出國旅遊之風，有關部門制定了越來越嚴格的審批條件和程序，但事實上，這些往往流于形式。外事部門的官員表示，一般情況下，他們只審查邀請函的內容，而對于內容真偽，不會與出具邀請函的單位進一步核實。官員能否出國，負責審批的外事部門說了還不算，最終還是要由相關黨政領導決定。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就表示說：“一把手都簽字同意了，外事部門肯定不能阻攔。”
而公款旅遊剎不住的根本原因，還在于有關部門的指標式管理思維。不是人人爭著出國嗎？那好，我把出國的指標控制住，不讓你出去太多不就得了？！記者從中央相關文件中查到這樣的規定：“省部級官員每年可以兩次出國訪問，局處級官員每年可以一次出國訪問”；“一年出國訪問一次的，可以訪問兩個國家，時間不超過12天”。這種規定本意是控制政府官員出國訪問，但由于對出國訪問的實質內容和真實性缺乏必要的嚴格審查，這項制度反而成為領導幹部的一種待遇。
某省《關于進一步加強因公臨時出國(境)人員經費管理意見的通知》(1996年7月26日發布)就規定：“省直各部門、各直屬單位(全額預算)正廳級以上領導幹部出訪，省財政廳補助其核定預算的100%；副廳級領導幹部出訪，補助其核定預算的50%，均由省財政廳直接撥至派員單位，經費超支不補，結余可與單位行政經費合並使用。”也就是說，出國的話不僅個人可得免費旅遊之便利，而且如果省下錢的話，單位行政經費還因此多了一塊！請問，這種規定在限制還是在鼓勵公款旅遊？
幾乎所有的管理領域，都會遭遇“指標陷阱”。如果背離了定性指標，定量就失去了根本的價值！公款出國，必要性的定性才是根本。這其中，對于邀請函的真實性及內容進行嚴格審核並由公眾監督是重要環節。
中央紀委在通報中強調，各級財政部門要加強對因公出國(境)開支的管理，從根本上防止公款出國(境)旅遊問題。的確，只要在制度層面取消“出國指標”，再管住“公費”，庶幾可以有效剎住各級官員公款出國(境)旅遊的不正之風。（童大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