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兩個月的更換，浙江溫州平陽縣993輛公車全部換上了G字車牌（“G”為“公”字的首個拼音字母）。這個特殊“身份證”把這個縣所有公車置于公眾視野監督下，並配套跟進管理措施，以防堵公車私用。據悉，用統一車牌的方法公開政府機關用車，在浙江還是第一次。（8月20日《新京報》）
近年來，公車私用、公車濫用等“特權景觀”頻現，其規模、范圍、頻率，恐怕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比肩。據溫州市紀委調查，在溫州市一些經濟相對發達地區，一輛公車每年包括駕駛員費用在內，開支不少于6萬元。另有資料顯示，當前公車使用普遍存在“三個三分之一”，即領導幹部公務使用三分之一，領導幹部私用三分之一，駕駛員私用三分之一。這些“黑洞”的存在，不僅加重了財政負擔，也損害了黨政機關形象，令群眾深惡痛絕。
事實上，早在2004年，平陽就出臺了遏制“車輪腐敗”的新招：全縣除公檢法司等具有特殊標志的車輛外，600多輛公車都被統一貼上“公車”標志，同時公布舉報電話，讓群眾一起參與公車監督。這種“超常舉措”在實施過程中給公車腐敗者帶來一定的成本和相當的心理壓力，讓他們不敢過分放肆造次，引來了一片叫好之聲，並被溫州市、周邊縣市乃至全國其他地區迅速借鑒和推廣。據報道，在公車“貼標”後的一段時間之內，平陽縣的大小排檔、飯館前已很難見到公車的影子。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時間一長，便有人想出了許多應付監督檢查的“歪招”——有的在公車迎親時用“花和月圓”遮住車牌；有的在進入娛樂場所時讓保安為公車“穿上外套”；有的玩起了“變臉”遊戲——給一部公車上兩副牌照，工作時挂公車牌，節假日私用的時候挂普通私牌……平陽紀檢部門在公車“貼標”半年後的一次暗訪中也發現，有55輛公車私用時出現了揭下標志等不規范行為。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挂G牌”便應運而生，成了“貼標簽”的升級版。
從“貼標簽”到“挂G牌”，雖然對扼制公車私用痼疾有一定的療效，但依然沒有跳出“作風、違紀、自律”之類的認識局限和懲處怪圈。要知道，公車私用的實質是公權濫用，是利用職權謀取個人私利，與貪污受賄、非法佔有公共財物沒有質的區別。但目前我國遏制“車輪腐敗”的文件和禁令明顯過于“疲軟”，不少地方大多是通過加強對黨員幹部的教育和輕度處罰，來力促他們自覺遵守有關規定，很少聽說有人為此丟官或被砸掉飯碗甚至走上審判臺的。
公車私用的事情如果發生在國外，懲處則是非常嚴厲的。在歐美、新加坡等國家，公車私用等同于違法犯罪，官員辦私事只能駕駛自家轎車已成為基本的行為模式，誰也不敢佔公家一點點便宜。一旦發生公車私用行為，往往會面臨嚴厲的甚至是“過分”的處罰。早些年，意大利錫耶納省省長布讚卡因用公車送妻子赴外地旅遊（還是自己支付汽油費），結果被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處了六個月徒刑。
這些跡象表明，要割除公車私用這一社會痼疾，關鍵不是缺少文件、禁令和“高壓線”，也不是貼上“公車”標簽、挂上“G”牌就能了事，更重要的是要借鑒歐美國家的經驗，建立嚴格的法律規范和權力監督制約機制，在“後處理”上敢于“刺刀見紅”，讓那些膽大妄為者隨時都有丟烏紗帽、上審判臺之虞，才是治本之策。當有一天，真有人因為開公車接送小孩去上學或婚喪嫁娶丟官判刑時，即使不貼標簽，不挂“G”牌，相信也不會有人去闖這樣的“紅燈”的。(高福生)
“刑不上特權車”何時終結？
8月2日早上6時許，一輛警車欲通過江西黎溫高速公路東鄉收費站時，車上警察因收費問題與收費站工作人員發生爭執，隨後三輛警車將收費站三個車道出口堵了近2個小時，造成道路堵塞。經過有關部門協調，警車才解除封鎖。（8月3日《人民圖片網》）而這一天，正是江西省紀檢監察和交通部門開始集中整治違規減免車輛通行費行為的第二天。
公車挂“G”牌防私用，能治治標也好
浙江平陽公車統一牌號 接受監督還是炫耀特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