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現在社會存在的腐敗現象，有一種議論流傳得很廣泛，即改革前的“過去年代沒有腐敗”。這種觀點認為，改革固然取得了經濟增長的成績，但付出了道德、社會風氣和社會公正的代價，是得不償失、弊大于利。它認為：改革前年代的特權、腐敗比現在輕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
簡單地支持或是反對這個說法，都會產生很大的問題。但在這個口號影響下，確實有不少人，尤其是沒有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年輕人真的相信那是一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人平等的時代。
有必要首先破除這個一廂情願的美化。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絕非伊甸園，同樣存在特權、腐敗和社會不公正，存在社會矛盾和民眾的怨氣，“四清”運動可以說明幹部利用職權貪污腐化牟取私利有多麼嚴重，“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利用“反官僚特權”的口號獲得民眾的狂熱支持，說明當時社會矛盾有多尖銳。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人們可以想一想，毛澤東的話描述了一幅什麼樣的社會不公和社會對立的圖景，即使事實並不一定有如此嚴重。
那個時代的不平等並不是首先表現在經濟上，而是在政治上。黨員和非黨員、團員和非團員，甚至積極分子和非積極分子之間，在升學、提幹、參軍等前途攸關的大事上待遇是大不一樣的，而更廣泛、更嚴重的是，人們根據家庭出身的不同，從一生下來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後的個人努力和個人表現基本上不作數。
在上世紀60年代初，北京曾有一個叫楊國慶的青年，因為“階級路線”政策而對前途絕望，在友誼商店砍傷一名非洲和一名歐洲外交官。楊犯被處死刑當然屬于咎由自取，但反過來也可以想想，當時沒有鋌而走險但有類似絕望的年輕人有多少。這種整體性的歧視政策在“文革”中發展成為赤裸裸的血統論，以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著稱，最突出的表現是1966年在“紅色恐怖的8月”中北京大興縣原地主、富農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出生38天。
後人了解和評價以前的社會狀況，基本上依靠流傳下來的文字材料，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現在回憶當時的情況，多半依賴自己的個體經驗。問題在于，和現在這個信息時代、媒體時代相比，當時是極其封閉的，所以，關于以前的貪污、腐敗，從文字和記憶中能了解的情況是少之又少。
可以舉兩個例子，第一，關于飛機失事，直至上世紀80年代還屬于“陰暗面”不準報道，難道我們可以說，中國真是今不如昔，以前飛機從不出事，現在經常出事？第二，以前談論“陰暗面”消息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要受到處罰。比如上世紀60年代初城裏的職工回鄉探親後知道農村餓死了很多人，回來後談論就被加上“醜化社會主義”等罪名。在這種情況下，負面信息的傳遞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憑抱怨聲音的多少和大小來評判腐敗的程度是不可靠的。
上面說了這麼多，並不意味著否認現在的特權、腐敗、社會不公問題不嚴重，也不意味著因為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對任何單項指標作今昔對比時就只能說現在好。應該看到，因為市場化的經濟改革，貪污、腐敗的機會、誘惑比以前不知大了多少。在今天的中國，貪污、腐敗的原因主要是錢權交易，而過去的時代是突出政治和政治壓倒一切的時代，錢還不是社會生活的主旋律，經濟的空間比現在小很多。純粹就事論事，我們應該承認現在的腐敗比過去嚴重，我們需要澄清和爭辯的，是那種言外之意，即對改革開放作整體性的否定，主張回到過去。
其實，更重要的是應該看到，盡管過去年代與現在年代，在腐敗上有程度和規模的不同，但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問題至今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進一步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如果把“腐敗嚴重不嚴重”或“有沒有腐敗”作為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社會的定性，那就大錯特錯了。 (徐友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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