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從依法行政、打造責任政府的角度，還是站在清除腐敗的立場，都需要從嚴治理臨時機構
近年來，為推動某項工作的完成，一些地方政府以“指揮部”、“辦公室”、“領導小組”等名義，從有關職能部門抽調人員，組成了大量臨時機構，賦予其一些淩駕于法律和行政之上的特權，以便實施統一指揮、統一管理。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調查發現，由于各類臨時機構層出不窮，加之管理制度的缺失，其工作人員犯罪現象也呈逐年增多趨勢，嚴重地影響了政府的形象和社會公信力。
有關專家認為，盡管在一段時間內，這些臨時機構較好地履行了職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當今依法行政、打造責任政府的大方向及要求下，過多設置臨時機構不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引起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採取強力措施予以解決。
特權的臨時機構
按照我國有關法律規定，行政機關根據法律或者為了完成某一項臨時任務或工作的需要，可以設置臨時機構。
但本刊記者調查發現，目前一些地方設置臨時機構隨意化傾向嚴重，常常舊的難以撤銷，新的不斷出現，以至像指揮部、辦公室、領導小組、清欠辦、三電辦、督察辦、整頓辦、考評辦、推進辦、節慶辦等五花八門的臨時機構多如牛毛。
2005年11月，陜西省對2004年12月前設立的各種領導小組、委員會、協調小組、指揮部、組委會等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進行清理，撤銷了265個議事協調和臨時機構。2005年8月，深圳市對1995年以來成立的市政府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進行全面清理，145個機構被撤銷。2006年8月，安徽天長市對部分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進行了清理、合並和調整，52個臨時機構被撤並……
從調查的情況看，臨時機構泛濫並非一個地方獨有的現象，不僅國家各級行政部門有臨時機構，一些大型國企也設各式臨時機構。依此類推，全國有多少省部級臨時機構、市級臨時機構、縣級臨時機構、鄉鎮級臨時機構，恐怕一時沒人能說清楚。
“設置臨時機構對某一特定事務進行專門管理，這是全國很多地方長期以來廣泛的做法，主要是為了應對復雜的社會情況，以發揮行政行為的靈活性，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問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成言教授告訴本刊記者，“目前大多數臨時機構，都是抽調各單位的正職或副職領導幹部組成，而且最高級別的領導任組長或總指揮，其他按在原單位職級在臨時機構排序。”
在北京市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的官方網站上，記者看到《北京市機構編制委員會關于進一步規范市屬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管理的意見京辦字[2004]30號》規定，“凡由市委書記或市長擔任組長（主任、指揮、主任委員）的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其成員原則上由成員單位主要負責人組成；凡由市委、市政府主管領導同志擔任組長（主任、指揮、主任委員）的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其成員原則上由成員單位主管領導同志組成。任非領導職務的人員原則上不作為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成員。”
據了解，一些臨時機構主要承擔市場整頓、重點工程建設等任務，具有規格高、權力大的特點。一般來說，臨時機構不定級別、不設編制，其組成人員的工資由原單位發放，享受原單位福利待遇。另外，臨時機構按有關規定給予適當補貼，工作任務完成後仍回原單位工作。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由于臨時機構的泛濫，以至有的地方或部門的黨政“一把手”有時自己也說不清到底挂了多少職。記者曾收到一位官員的名片，像折子一樣疊了幾層，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著他擁有的各種頭銜——其中最多的，就是各種各樣臨時機構裏的“官職”。
早在2004年5月24日，在河北省機構編制工作會議上，河北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白克明對濫設臨時機構之風進行了批評：“有的地方辦一件事就成立一個領導小組，搞一個臨時機構，濫設臨時機構、領導小組，帶來了什麼？表面上是對工作加強領導，實際上是削弱了職能部門應起的作用、應盡的責任。本來職能部門應該做的事，有了領導小組，他們倒沒責任了，也不發揮作用了。”
“我搞不清自己頭上戴了多少頂帽子，這個領導小組組長，那個總指揮，還有什麼主任！”白克明說，“我就記住了我有兩頂帽子，一個是省委書記，一個是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有時候別人介紹我是什麼組長，我才知道，原來還有這麼一頂帽子。”
折射政府管理機制不健全
在採訪中本刊記者發現，對一些地方動輒設置臨時機構的做法，不但群眾反感，一些專家學者甚至領導幹部也表示質疑。他們普遍認為，有些臨時機構的設置是必要的，但隨意設置臨時機構，反映出政府管理部門間協調機制的嚴重缺失。
“目前大多臨時機構，是由于各部門之間分工不清，職責不明，人浮于事、好大喜功等的產物。”在北京某機關工作的王女士認為，“為表示領導重視就成立臨時機構，這是形式主義的做法。政府與其搞這些花架子，不如多為老百姓辦點實事。”
“既然事事都有管轄部門，為什麼還會出現這麼多臨時機構？”北京市一位機關退休幹部尖銳地指出，“有些臨時機構，名單列了好幾十個人，幾乎所有的領導都列上了，結果一年也開不了一次會，都是挂名。更可笑的是，甚至還把這作為成績向上級匯報。這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一些政府機構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二是一些地方領導在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臨時機構的被撤並肯定是一種必然。”
“設置過多的臨時機構，會不同程度地使計劃經濟回潮，不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李成言教授認為，在我國目前還沒有《政府機構編制法》的情況下，臨時機構的設置由地方政府發文就算數，缺乏制度約束，多數臨時機構享有特殊權利，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很多地方或部門的隨意性，導致舊的難以撤銷，新的不斷出現，使各色臨時機構層出不窮。
“臨時機構的設置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有其存在的必要，尤其是在發展經濟和管理社會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周先生曾是北京某臨時機構的負責人，他向本刊記者坦承，“一些牽涉面廣的重要工作，成立臨時機構，有其必然性和客觀性。關鍵是，要做好規范管理，在完成任務後要及時撤銷。”
在採訪中，受訪者普遍認為，準入、退出機制非規范化是臨時機構泛濫的主要原因。這樣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在社會上造成不必要的混亂：一方面是“政出多門”，民眾對此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是民眾有了問題不知找誰。在這樣的情況下，也為不同政府部門推諉責任提供空間和可乘之機。
瞭望：臨時機構不規范深層原因在于權力分割
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的不夠規范，只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不順的一種表面現象，深層原因在于部門利益的分割。我國的行政管理體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部門利益之間的博弈場所；要推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先要破除部門利益所設置的藩籬。國務院部門的設置及其職責范圍是形成于計劃經濟時期，幾經精簡，幾經膨脹，並非按照管理要素而進行的科學設置。因此，需要借鑒國外的成熟經驗，按照管理要素對行政管理權力進行科學的橫向配置，並加以法定化。
>>>>更多內容請關注廉政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