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無奇不有。安徽省一位名叫張紹倉的廳級官員因涉嫌貪污、受賄受到司法審判，在被告人最後陳述階段，這位貪官掏出一份長達四頁紙的悔過書，含淚念了一遍，懇求法庭給他一次改過的機會。不巧的是，某報記者看到這份悔過書，竟有似曾相識之感，經過一番查找對照，發現張紹倉的悔過書在多處涉嫌抄襲成都另一名貪官的悔過書。後者的悔過書曾以“我的錯誤是在無監督約束下發生的”為題，刊登在《檢察日報》上。
悔過書也抄襲，當然與原創力缺乏有關。大多數官員本來就不是寫作方面的行家裏手，在位的時候，自有秘書打理一切文字事宜，只要打打官腔說說官話就行了。可是一旦落入法網，過去的寫作班子全然派不上用場，偏偏又要用悔過書來打動法庭，萬般無奈，也就只好用抄襲的辦法來糊弄過關了。
抄襲悔過書，是一件很傷群眾感情的事情。張紹倉的拙劣之舉被媒體披露之後，自然引起了眾人的憤怒，有識之士紛紛撰文分析其根源，繼而痛斥貪官悔過的虛偽與不可信。
這些飽含憤怒的批評當然都是很有道理的。不過話說回來，當貪官站在法庭上，昔日的官威蕩然無存，嚴厲的刑罰迫在眉睫，你又究竟想看到他念出怎樣的悔過書呢？從近年來見諸媒體的悔過書看，長達萬言者有之，言辭懇切者有之，追思童年之艱辛以致感人淚下者有之，深刻懺悔過錯讓人頓生憐惜者有之。但那又怎麼樣呢？悔過書寫得再好，能夠改變他們貪贓枉法、聚斂錢財、買官鬻爵、結黨營私的事實嗎？當然不能。悔過書再有文採和原創性，能夠改變法庭“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量刑標準嗎？當然不能。悔過書再深刻再真誠，能夠警醒那些以權謀私的人嗎？也未必能。所以，悔過書抄襲與否誠懇與否，其實並沒有本質意義。
貪官悔過書古已有之。大貪官和珅落入牢獄之後，就曾寫過一份詩歌體的悔過書，但他並沒有如實交代家裏的金山銀山是怎麼得來的，反而不無驕矜地感嘆道，“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生”。時下的一些悔過書也很有點和珅體的味道，雖然表面上反復懺悔自己的過錯，但字裏行間又總是邀功擺好，比如個人能力有多強、自己為國家和社會做了怎樣的貢獻，更多的篇幅則用來證明，貪官之所以走到窮途末路，與缺乏監督是有著因果關係的。這樣的悔過書無論是追憶自己的成長歷程，還是反思個人的墮落過程，無非是要感謝組織的培養之功，分析腐敗變質的社會背景，從而試圖為違法犯罪行為找到開脫的途徑。
總的來說，悔過書已經成為當下的一種“應用文體”，一種延伸到牢獄裏的另類官話。只要對網絡稍有了解，就能很容易地找到悔過書的寫作指南。自我開脫型的悔過書，已經喪失了它本身應有的反思、懺悔、醒悟、勸誡、警世等功能，而是被巧妙裝扮起來的辯護詞。這樣的悔過書越是富有原創性，就越是具有欺騙性；這樣的悔過書越是感人至深，就越是令人厭惡拒斥。相比之下，張紹倉索性抄幾段別人的悔過書應付法庭，反倒顯出幾分“樸實”的意味來。
落馬的貪官前赴後繼，太多的貪官悔過書也讓公眾產生了“審醜疲勞”。與其糾纏于悔過書的原創性，倒不如呼喚另一種更有現實意義的文體，比如，某個地區某個領域出現了眾多的貪官之後，負有失察之責的機構和領導能不能寫點有針對性的總結與檢討呢？就算它不如悔過書那樣富有戲劇性和動情，至少可以為反腐大業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蔡方華）
懺悔秀 安徽省廳級貪官涉嫌抄襲悔過書(圖)
庭審中，在被告人最後陳述階段，一直沉默不語的張紹倉掏出老花鏡，含淚念了自己寫的長達4頁的悔過書，三次說出“後悔”二字，懇求法庭給他一次改過的機會。
然而，記者發現，張紹倉的悔過書，和《檢察日報·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錯誤是在無監督約束下發生的”》為題刊發的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原區委常委、同安鎮黨委書記朱福忠的悔過書有幾處雷同，有抄襲的嫌疑。>>詳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