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越反越多”是個偽命題
——如何看待“堅決懲治腐敗和有效預防腐敗”（上）
胡錦濤總書記在“６·２５”重要講話中強調，“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這一要求，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反腐敗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戰略方針；進一步明確了懲治腐敗和預防腐敗兩項工作相輔相成、同等重要的辯證關係。這裏，筆者就民間關于反腐敗的一些錯誤提法作一些分析，並就懲治和預防腐敗的關係談一些個人看法。
反腐敗真的是“越反越多”嗎？
反腐敗問題一直是國內外關注的焦點。曾幾何時，一種“反腐敗越反越多”的言論在街談巷議中出現，並在網上流傳。反腐敗真的是越反越多嗎？這樣的說法到底有無根據？稍加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反腐敗越反越多”其實是一個並不成立的“偽命題”，這種說法是對深挖腐敗分子事實的曲解。
說“反腐敗越反越多”，首先是認為每年被查處的腐敗分子保持在相對較高的數量上。這確實是事實。近年來，隨著民主法治進程的加快，新聞媒體對各類腐敗案件的披露越來越頻繁和直接，老百姓看到、聽到的貪官落馬的消息越來越多，特別是一大批位高權重的領導幹部被查處，更引起人們的深思。于是，一些人就直觀、感性地認為“反腐敗越反越多”。其實，大批貪官的相繼倒臺，恰恰說明了我國反腐敗的羅網越收越緊，恰恰說明黨和政府反腐敗堅定不移的決心和不斷加大的力度，說明了我國的反腐敗鬥爭是堅定有力、卓有成效的。
其次，“越反越多”的說法是對當前反腐敗形勢的誤判。在體制深刻轉換、結構深刻調整和社會深刻變革的歷史時期，腐敗的高發生率的存在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縱觀古今中外，當社會轉型、經濟體制轉軌之時，當經濟處于快速發展時，出現腐敗易發多發的現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１８世紀的英國，１９世紀的美國，２０世紀中葉的新加坡，都處于這種經濟結構轉型、經濟快速增長的階段，都出現過腐敗高發多發的情況。因此，只有到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的雙重轉換基本完成的時候，在我國來看，也就是到本世紀２０年代，腐敗高發的勢頭才會逐步降下來。因此，當前我國腐敗的查而復生（通常是這個領域治理後發案少了，另外一個領域發案多的現象又凸顯出來），並不是由于堅決反腐敗造成的。恰恰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正是由于我們堅持不懈地反腐敗，採取積極有力的措施遏制腐敗，才沒有讓腐敗現象危害到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
第三，“越反越多”的說法其實是反腐敗“急躁症”、“速勝論”的表現。腐敗作為權力的伴生物，無論何種制度、何種社會均難以根絕。只要有權力存在，就很難避免腐敗的發生。所謂反腐敗，無非是將腐敗現象控制在一個可能的最低限度內，而絕沒有徹底根絕的可能。但認為腐敗“越反越多”者，寄望于一種一招制勝的靈丹妙藥，一旦你採取了堅決的反腐敗措施而依然有腐敗產生，他就會認為反腐敗是失敗的，就是“越反越多”。這樣的邏輯，顯然是對反腐敗鬥爭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認識不足造成的。
另外，“越反越多”的說法，還有可能是對“身邊腐敗”的一種片面感受。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有人對黨和政府加強廉潔自律、糾正不正之風、堅決懲治腐敗、嚴厲查處大案要案的全局進展沒有具體感受，而對一些與個人生存空間、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灰色腐敗”，比如看病難、上學難、求職難背後的不正之風，異常敏感而覺得難以容忍。一旦發生這樣的“身邊腐敗”，就以為腐敗“越反越多”。客觀地說，這些年來中央對直接損害群眾利益的腐敗行為，下了很大氣力進行治理，有的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比如治理商業賄賂），但離根本性的遏制還有差距。不過，就此就認為“越反越多”未免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偏頗。
其實，如果站在一個客觀全面的高度觀察，中國的反腐敗形勢正呈現良好發展的態勢。這一點，無論我國反腐敗的專門機構，還是各種社會調查和抽樣調查，都有大量事實和證據表明。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振川今年９月１３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２００３年以來，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職務犯罪數以平均每年５％左右的速度下降。這說明我國反腐倡廉取得了明顯成效，腐敗得到了一定遏制，不是越打越多，而是越打越少。”
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１３日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的全國檢察機關懲治與預防職務犯罪展覽的精確數據印證了王振川的話：從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７年６月，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案件１６９１５９件１９６６０４人。其中２００３年立案３９５６２件４３４９０人，２００４年立案３７７８６件４３７５７人，２００５年立案３５０２８件４１４４７人，２００６年立案３３６６８件４００４１人。
海內外分析家也普遍認為，中國的反腐努力已經收到一定成效。“透明國際”每年公布的清廉指數，中國的排名也是呈上升趨勢。
反腐敗的“中國經驗”為何受關注？
與“越反越多”的說法形成對照的是，反腐敗的“中國經驗”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認可。這些年來，每年都有不少外國政要和專業人士來華考察反腐敗工作，其中不乏訪華前對我國反腐敗工作表示懷疑甚至否定者，但他們離開時大都改變了看法，不少人回國後還通過各種方式主動對我國反腐敗的成效進行宣傳。２００５年９月底在北京召開的第五次亞太地區反腐敗會議和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的國際反貪局聯合會成立大會上，中國的反腐敗經驗都受到了與會人士的廣泛關注和讚譽。來自印度的哈約諾特·考爾女士就說，看到中國反腐敗取得的成績我們深受鼓舞，我們要虛心向中國學習，把中國好的經驗、好的做法帶回去。
反腐敗的“中國經驗”為何引人關注？這與共同背景下的中國獨特經驗大有關係。
共同背景，是指腐敗作為人類社會的毒瘤，是所有國家和地區都必須面對的挑戰，無論貧富大小；而且，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腐敗也在全球化，因此，反腐敗也呼喚全球化。從《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倡議和簽署，到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的成立，都是這一共同背景的產物。所謂中國獨特經驗，就是中國的反腐敗是在中國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大背景下開展並取得成績的，或者說，正是中國卓有成效地開展反腐敗，才確保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
國際上對“中國經驗”的讚譽，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中國政府和領導人反腐敗的信心和決心。這一點，幾乎是所有對中國反腐敗情況有所了解的人的異口同聲。“透明國際”亞太地區大中華區主任廖燃先生幾年前就明確說：“在全世界范圍內，中國政府領導人反腐敗的決心是首屈一指的。”事實也確實如此。１９９３年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政治局在每年歲末年初都要召開會議，專題研究反腐敗工作，從大局和實際出發進行決策，並通過中央紀委全體會議向全黨全國作出部署。在每年年初的中央紀委全體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均要就反腐敗問題發表重要講話。國務院也每年召開廉政工作會議對反腐敗工作進行部署。哪個國家能如此一以貫之？在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底召開的國際反貪局聯合會成立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了開幕式，並向近千名各國、各地區和國際組織的代表們傳遞了中國黨和政府的鏗鏘之聲：“堅決懲治和積極預防腐敗，是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今後，中國政府將繼續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開展反腐敗鬥爭，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今年６月在中央黨校講話時，胡錦濤總書記同樣表達了反腐倡廉的堅定決心。
二是切實可行的反腐敗戰略。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海爾特·范德林登就認為，中國的領導人非常重視反腐敗，中國制定了很好的反腐敗戰略，經濟合作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都希望與中國合作。確實，經過新中國５０余年的實踐，特別是改革開放２０余年的探索，我國黨和政府關于反腐敗的指導思想、工作格局、工作部署、辦案政策、依靠力量、法制規范、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都已經明確，中國特色反腐敗理論已經形成。特別是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理論創新，不斷推進和完善反腐敗戰略：在工作思路上，由側重懲治腐敗逐步轉到堅決懲治腐敗、加大預防腐敗力度上來，深刻反映了我們黨對執政規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在工作方針上，由“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八字方針發展為“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十六字方針，體現了強調加大預防腐敗力度這一核心思想，提高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整體質量和水平，標志著反腐敗鬥爭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工作目標上，明確提出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並于２００５年１月頒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實施綱要》，把反腐倡廉當做一個係統工程來抓，順應了當今世界各國建立國家廉政體係的潮流，為各項工作整體推進指明了方向。
三是有始有終地執行反腐敗舉措。這方面，每年一度的中央紀委全會工作報告和“兩會”期間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一組組浸透心血和汗水的數據，實際就是反腐敗職能部門向社會公布的關于中國懲治腐敗工作的成績單。例如，２００６年開始的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得到了全國各地上上下下的普遍響應。據統計，當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辦涉及國家工作人員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件９５８２件，涉案金額１５億多元。其聲勢和力度可見一斑。
正像經合組織副秘書長理查德·埃克林格所說，中國在預防和打擊腐敗方面的努力令人稱讚，中國定期檢查行動計劃的執行情況，讓我們學到了成功的經驗。(李雪慧)
世界輿論熱議：“中國反腐敗是動真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