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8月中旬開始，河南省商丘、駐馬店、信陽等市的市委書記自發承包執行難案件，這在該省歷史上尚屬首次。據稱，由于“書記包案”，“執行難”問題迎刃而解。(9月21日《東方今報》）
法院判決後多年執行不了的案件，一經市委書記們“自發承包”，短時間內便被輕松搞掂，對勝訴方說，這當然是件好事。若用官方術語表達，可謂“領導重視與否，情況大不一樣”。不過，透過“書記包案”，我們非但高興不起來，反而覺得這太不正常。
從法治層面而言，“書記包案”有擾亂法律程序之嫌。我國憲法在第126條、131條中明文規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依據法律的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個人的幹涉。嚴格地說，市委書記“兼做”法院執行部門的工作，不僅超出了本身的職權范圍，而且是對司法機關獨立行使權力的公然幹涉。這，顯然與依法行政的要義背道而馳。
從行政角度來看，“書記包案”凸顯官場潛規則。“官大一級壓死人”，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之所以“領導一兩個電話，比法院出動幾十號警力、數次執行都管用”，關鍵可能在于，幹部任用機制失衡，上下級官員之間存在著某種依附關係。在這種非常態政治語境中，勢必導致一些官員惟上司馬首是瞻，對法律失去應有的敬畏之感。若任其發展，後果實在堪憂。
“書記包案”，且“成效顯著”，折射出的是權大于法。所以，當地用這種辦法來解決執行難的問題，並以此向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七大獻禮，我以為是極不妥當的，當然更不值得作為“經驗”推而廣之。（徐林林）
市委書記"包案"化解執行難讓人難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