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遇安徽省檢察院某公務團的“芬蘭門”事件後，國內公務旅遊市場日前“旺”勢依然。一個因偶然事件引發的嚴厲查處，並未對公務旅遊造成根本影響。業內人士表示，“只要邀請函是真的就沒有事”。(10月4日《廣州日報》)
然而，對廉政建設來說，假的“真邀請函”和假的“假邀請函”，並沒有本質區別。無論以何種方式定義，以公務之名行私人旅遊之實，都是腐敗。本報社論曾從法律角度，探討過公務旅遊入罪的可能性；後又在“時事訪談”中，約請了兩位刑法專家研判司法介入公務旅遊的界線。盡管一些學者依嚴格的“罪刑法定”原則，以及從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出發，多角度論述了公務旅遊納入貪污罪的不可行。但是，這並不表示刑事司法在遏制公務旅遊中找不到空間。相反，司法介入是遏制公務旅遊諸多應對之策中，至為關鍵又無可替代的一環。
以公務之名行私人旅遊之實是否可以，或是否應以“貪污罪”追究刑責，尚待進一步論證，但公務旅遊市場中已成潛規則的回扣現象，卻包含著毫無爭議的犯罪，即行賄與受賄。“芬蘭門”事件中，中介人張文娟正是通過向安徽省人民檢察院辦公室副主任葉彬行賄巨額“回扣”，才拿到這筆業務。葉在案發後因受賄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而張則因行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緩刑2年。
葉與張的領刑是刑事司法的應然，但源于一次“意外”而被牽連的刑事追究，顯然不能真正觸動已在公務旅遊這個行當中根深蒂固的“潛規則”。追根溯源，是這個灰色的公務旅遊市場造就了葉彬們與張文娟們，還是葉彬們與張文娟們打造出了這個灰色的市場，已經無從考證，其實也無需考證。但司法及時究責的缺位，卻是必須面對的灰色事實。
張文娟在供述中曾稱，在辦理公務出國業務中，作為潛規則的“回扣”一般按人頭計算，無特殊情況下，赴美英團“回扣”按100美元/人的比例，而赴歐盟團則按100歐元/人的比例給“回扣”。另據業內人士透露，大部分公務旅遊價格與旅行社在市場上賣的出國遊相比，高出60%至150%。離奇的市場價格，不正好印證了“回扣”的存在嗎？
大量的行賄與受賄犯罪發生在公務旅遊領域，卻鮮見司法機關介入。至少在媒體公開的司法案例中，還沒見過第二例葉彬案或張文娟案。當“芬蘭門”被媒體曝光後，對公務旅遊市場中隱藏著的諸多犯罪，司法機關理應主動出擊。令人遺憾的是，“芬蘭門”的主角是安徽省檢察院某“公務考察團”，而依法律在案件管轄上的分工，負責賄賂犯罪偵查的又恰是檢察機關。
從公開的報道中可知，有關部門從嚴查處了這一案件。如果能延續此嚴厲查處的手腕，在公務旅遊市場中掀起一場“反商業賄賂”的執法行動，將更多的“犯罪黑數”曝光于公眾面前，並提交法院裁決，公務旅遊市場“旺”勢依然的現象，恐怕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
強調事前的預防，強調預算制度改革，強調財政支出的公民監督、強調公務員出國審批程序的完善與嚴格執行，都是遏制公務旅遊的有效舉措。只是，如果因犯罪而獲利是必然，犯罪的風險卻近似于無，那麼，再多的事前預防也收效甚微。在公務旅遊這個灰色市場已經形成的當下，如果不能抽絲剝繭找出隱藏其中的刑事犯罪並予以事後嚴厲懲處，公務旅遊市場還會照常延續它的興旺，這將是腐敗者所樂于坐觀其成，而卻讓公眾痛心疾首的。
（新京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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