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市二七區法院設立判前賠償減刑制度，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質疑之聲十分強烈。對此，自稱“壓力很大”的二七法院有關負責人認為，公眾對“賠償減刑”存在認識誤區。
關于“賠償減刑”的爭議由來已久，今年上半年廣東東莞的兩級法院在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案件中，提倡對民事部分進行調解，並對作出經濟賠償的被告人給予從輕處罰。被許多人稱為“賠錢減刑”，被認為是法外施刑，金錢萬能，擴大了法官自由裁量權和腐敗空間，將損害司法公正和法制統一。
二七法院負責人認為，“賠償減刑”不同于“花錢買刑”，對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被告人從輕處罰是有法律依據的，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和最高法院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同時，實行“賠償減刑”還可以有效解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執行難，減少法院“空判”。
在筆者看來，二七法院負責人的解析有一定道理，但沒有觸及引發輿論質疑的真正原因。如果說普通公眾對法律內容不夠熟悉，在質疑過程中有感情用事的因素，但人們也注意到在質疑聲中還有不少法學和司法界的專業人士，他們不僅熟悉法律規定，而且還熟知法治要求，因此將公眾質疑完全歸咎于認識誤區缺乏說服力。
“賠償減刑”屢屢引發爭議，真正原因在于，社會公眾對“賠償減刑”背後可能出現的金錢異化及司法腐敗和不公存在較大的擔憂，既反映了公眾對金錢萬能、道德滑坡、司法腐敗的焦慮，也體現了公眾對社會正氣和司法公正的殷切期盼。
其實，人們並沒有一味否定“賠償減刑”的積極意義，更沒有質疑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人們更擔心的只是“賠償減刑”很可能弊大于利。首先，“賠償減刑”會不會成為有錢人“拿錢贖刑”甚至“拿錢買命”的合法通道？人們不敢相信，如果一個有錢人敢于公然叫囂“打死一條人命不就是賠償20萬嗎”，那麼他在對被害人家屬進行賠償後，對自己的犯罪行為能有多少悔意呢？其主觀惡性程度能降低多少呢？何況，人們還擔心，在實力對比嚴重不平衡的情況下，被害人及其家屬是否會受到被告人及其家屬的威脅和利誘而接受賠償，達成協議？
當然，公眾更為擔心的還有，實行“賠償減刑”會不會成為司法屈從于金錢和財富的合法借口，使金錢更容易幹預司法，操縱司法，從而給法官判案傾向于富人和有錢人提供法律依據？現在，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的關注和渴求比任何時候都強烈，然而不斷暴露的司法腐敗和不公卻難免讓人心有余悸，因此，人們對任何可能影響司法公正的傾向都會保持高度的警惕，甚至表現出某種“神經質”式的過敏，一旦遇到類似情形，就會不由自主地“發作”。從實質上講，公眾的這種“過激”表現與“賠償減刑”這一具體制度並無必然聯係，它只是一個導火索，可能引爆的是公眾對司法公正的擔憂和對司法公信力的懷疑。
認識到這些深層原因很重要，它可以促使人民法院更加認真地致力于司法公正的實現和司法公信力的塑造，而不是片面追求案件的和解率、判決的執行率等表面成績；可以促使人民法院的任何一項司法改革措施，都要把防止司法腐敗和保證司法公正作為首要標準，而不是以善良目的掩蓋制度缺陷和執行偏差。總之，一句話，人民法院的基本職責是實現司法公正，只有司法公正才能實現社會的真正和諧和持久和諧。
希望所有司法機關都能從屢屢引發的輿論質疑中反思問題，完善制度，確保司法公正，重塑司法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