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並不復雜的申訴事件，從中央到省、市，相關部門多次批示、不斷督查，維權的過程整整花費了12年，卻仍得不到公正處理。原因何在？
“這絕不僅僅是簡單的‘有法不依’問題，而是司法行政化下法官在夾縫中生存的必然結果。”此事經當地媒體報道後，有時評作者撰文如是說。
要保證司法公正，前提是保證法官的職務行為獨立，不受任何非法律因素的幹擾。但目前，我國的司法現狀卻並非如此。
眾所周知，我國法院人、財是受地方管轄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由國家設立在地方的國家審判機關，在一定程度上就易演變成為“地方的法院”，受到地方牽制。
而對法官個人來說，除了法官身份，他還是國家公務員體係中的一分子，任免、考評、工資發放乃至責任追究，都與行政權緊緊捆綁。
院長、副院長與其他法官之間，是不折不扣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副處、正科等行政級別相比起幾等幾級法官，對于這些司法工作者而言，更具有身份的決定意義。有網友表示，“當法官之間有了上下級之分，審判所亟須的獨立精神就不復存在。”
王亞光事件，也再次引發人們對審委會制度的反思。
“審案的不定案，定案的不審案，是審委會制度長期遭受詬病的主要原因。”富平縣法院一位退休庭長告訴記者，由于本身沒有審案，審委會往往對案情了解欠缺，但審委會成員一般又都是法院領導，往往就為關係案、人情案、金錢案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審委會實行集體負責，但由于沒有明確責任人，集體負責實質上成了誰也不負責，錯案追究制度成了一紙空文。”另一位富平縣法院的法官也感覺到，案子如果與審委會成員“沒有利害關係”，討論時就“民主得多”，但有時則會“院長一說，下面就沒聲了”。
“王亞光事件中，相關部門多次協調並有明確意見的情況下，基層法院院長仍能頂著不辦，我行我素，說明目前缺乏針對司法機關‘一把手’的有效監督體制，法官維權也缺乏行之有效的申訴渠道。”陜西省九屆人大代表段民朝說。
在富平採訪期間，記者耳聞群眾對王亞光的普遍評價：老王為人正直，業務水平高，不吃拿卡要，他辦的案子，件件無可指摘，要不這麼多年早被整垮了。一份縣法院提交縣委組織部的“說明”中，也提及“王亞光同志是一名法律業務精通、審判經驗豐富、為人正直、堅持依法辦案的幹警”。
同時，在富平人眼裏，王亞光又是個帶有悲劇色彩的人物：一個人能有幾個12年,老王為了申訴，搭進去人生最寶貴的12年，但對中國法制進程來說，老王卻是一位真正的鬥士，他的執著可能會推動中國司法公正的進步。
在千余名群眾的聯名上書中，一名法院工作人員寫道：“有錯即糾何等不易！中國法官需要真切的法律保護！”而要避免此類事件的重演，根本出路只能是革除司法“行政化”之弊。(孫海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