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消防局發出通知，在全國消防部隊實施《公安消防部隊四個嚴禁》，大力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並首次在反腐倡廉中提到性賄賂。（《北京晨報》11月15日）
在我國現行的刑法中，賄賂的范圍限于財物。因此，雖然上述禁令中有“構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嚴肅規定，但客觀地說，用刑罰的手段處罰性賄賂，必然要面臨一個無法可依的尷尬局面。
事實上，關于收受“性賄賂”等非財產性的利益是否構成受賄罪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長期以來，我國刑法學界對于賄賂的范圍問題，形成了三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財物說”，認為賄賂僅限于“財物”，包括金錢與物品，不包括財物以外的財產性利益，更不能包括其他非物質性的利益；二是“財產性利益說”，認為賄賂不僅限于財物，還應包含金錢及物品以外的可以直接用貨幣計算的財產性利益；三是“利益說”，認為“能滿足受賄人各種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一切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均可成為賄賂，包括“遷移戶口、調動工作、提升職務、安置就業”以及“性賄賂”等。今年7月，“兩高”出臺受賄司法解釋，其中對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收受幹股以開辦公司等合作投資名義收受賄賂等問題均作出明確規定，這樣看來，“財產利益說”已漸漸成為國內刑法學界的通行看法。
以性服務等非財產性利益進行賄賂是否屬于不當罰的行為呢？實際上，受賄罪的最本質特徵，並非對公共財產權的侵害，而是對國家公務活動廉潔性的侵蝕。在許多情況下某些非財產性的利益比財產性的利益更具腐蝕性，更能夠達到行賄者的目的。從這個角度而言，受賄罪的賄賂范圍，不能僅限于財物，應當也包括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自然也包括性賄賂。
打擊性賄賂，尚有待于法律跟進。2003年10月31日第58屆聯大審議通過《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其中規定，受賄罪是指“公職人員為其本人或其他人員或實體直接或間接索取或接受不應有的好處，以作為其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的條件”。我國也于2003年12月10日簽署了該公約，表明我國政府對公約確立的基本原則和機制措施的認同。顯然，《公約》所指的賄賂的范圍與國內刑法的規定是不同的。將賄賂的范圍擴大至“性賄賂”等非財產性利益，一方面是為了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與相關國際法接軌、履行國際義務的需要。（王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