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管局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日前發出通知，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各單位切實做好公務用車節能減排工作，帶頭使用經濟、節能、環保的自主品牌汽車，原則上不配備越野車，嚴禁公車私用。（11月22日《人民日報》）
筆者愚鈍，實在算不清類似“嚴禁公車私用”、“嚴禁公款吃喝”、“嚴禁公款旅遊”等等的禁令從中央到地方到底下發了多少次，重申了多少回，但是實際效果又怎麼樣呢？反正從身邊目前的現狀來看，好像改觀不大。其實，不用說中央國家機關那樣高級別的部門和單位會配備越野車什麼的，現在就是一些小縣城，乃至鄉鎮機關配個把越野車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了，更不用說其他什麼豪華車、超標準車了。在全國范圍內，公車私用的現象簡直太普遍了，用公車旅遊，用公車辦紅白喜事，嚴格來說，這也是一種腐敗現象，應該引起國家高度重視，加以嚴肅治理。
當官就要配車，這似乎已經成了“中國特色”的官場規則。而有了公車，就難免不會私用。想想也挺正常，對于領導而言，何為私、何為公，有時的確難以區分。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現在很多領導都是異地做官的多（據《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規定，黨政領導幹部實行任職回避制度。擔任縣（市）委書記、縣（市）長職務以及縣（市）紀檢機關、組織部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門主要領導職務的，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長地任職。在這一制度下，幹部異地做官應運而生。），一般在鄉鎮工作的領導都喜歡將家安在縣城，而在縣城工作的領導又習慣將家安在地市乃至省城，那麼，每天從老遠的地方接這些“走讀”的領導上下班算不算“公車私用”？還有，會開車的領導自己開著公車出去辦事，算不算“公車私用”？再者，領導的親戚、朋友、家屬、孩子偶爾要用一下單位的公車，算不算“公車私用”？等等等等。退一步講，這些即使算作“公車私用”，誰又能不去做，誰又會敢不做？
其實，在領導乃至身邊人看來，配了公車，就難免不私用，當然有時也難以區分。既然“公車私用”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和自然，那麼要打破這種人所共知的“潛規則”就比較難了。因為，大凡能夠成為“潛規則”的，一般都是人人恨之又人人愛之的事情。所以，哪怕你的規定再嚴厲，總會有人去鑽空子，打迷糊眼。比如國管局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日前發出的通知中所提及的有關嚴格車輛編制管理，切實壓縮車輛規模；嚴格執行公務用車配備標準，帶頭使用國產自主品牌、小排量、經濟環保、手擋變速的汽車，除特殊需要外，原則上不配備越野車；嚴格公務用車使用批準和登記制度，盡量減少公務用車出駛臺次，提高使用效率；前往京外執行公務應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確需用車的，須報本部門主管領導批準等等方面的規定，到底會起到怎樣的警戒作用呢？筆者不敢斷言。
此時，筆者不禁想到這樣一個可笑的事情。很多地方一會兒說為了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紛紛給投資客商發放綠卡，承諾可以隨便出入娛樂場所，于是夜夜歌舞升平、燈紅酒綠；一會兒又說為了凈化社會環境，紛紛要求服務小姐“持證上崗”、“規范服務”，或者開展一些突擊檢查和打擊賣淫嫖娼活動等。筆者當然不是說國家就不要法制，不要規范，只是覺得法制和規范一定要具有剛性約束，而且要真正地落實下去。如果明明知道難以禁止，還偏去頭痛醫頭地“嚴禁”，倒不如從源頭上查找原因，採取更加治本的方式和方法。
說到底，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遊等，之所以會屢禁不止，是因為領導者手中有權力，而他們的權力又沒有得到很好的監管和約束。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因此必須加強監督、立法來制約權力，防止公共權力被濫用。一方面要大力加強和完善廉政立法，要以法律形式明確界定是非，用客觀標準確認廉政、腐敗的內含和外延，用法律規定衡量國家公務人員是否違背人民的意志，是否有違法亂紀、徇私舞弊等腐敗行為。另一方面要嚴格執法，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實現，也會失去存在的價值。
大家都在水中遊泳，而且遊得還比較快活，現在一聲令下，說不讓遊泳，到底會有多少人聽？！除非出臺措施，說遊泳者都“獲刑”，估計就會有人害怕了。街頭小偷偷了千元物品都要《刑法》伺候，官員一次出國旅遊就達五六萬元公款，一年公車私用耗費數萬元，法律卻眼睜睜看著這些“陽光下的腐敗”徒嘆奈何，這是什麼樣的悲哀？所以，筆者認為，嚴禁公車私用，光有中央機關帶頭還不夠，還要抓緊研究如何在法律層面讓公車私用者不敢為之。
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公費旅遊等，已成社會頑疾，廣大群眾對這一腐敗現象恨之入骨，僅靠“一般”、“嚴格”和“原則上”的制度和禁令已無法禁止，只有剛性地“入刑”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倪洋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