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教師方鵬博士
“性賄賂”通常指的是國家工作人員接受他人提供的性服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亦即權色交易、以權謀色。是否應將這種行為規定為犯罪納入到刑法之中，在理論界及實務界一直存在爭議。
根據刑事立法基本原理，一種行為之所以被規定為犯罪，一是因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惡害與刑罰相當；二是其他措施不足以遏制，只能動用刑罰手段。筆者認為，性賄賂行為已經具備了這些條件，應當入罪。
性賄賂入罪的理由
性賄賂的內容是權色交易，其本質是出賣國家公權換取不正當性利益，這與經濟賄賂是相同的，其危害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性賄賂泛濫的社會現實之下，將其入罪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性賄賂已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權力腐敗形式，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據相關統計，被查處的貪官９５％都有情婦，腐敗的領導幹部６０％以上與包“二奶”有關。刑法的根本功能在于解決社會問題，刑事立法應追求務實，順應社會需求。
其次，性賄賂社會危害性極其嚴重。在貪腐官員已有相當雄厚的灰色、黑色經濟實力的情況下，性的誘惑更能吸引他們，而不正當性利益往往會令人作出更為巨大的權力“奉獻”。性賄賂滋生了更為嚴重的權力腐敗，引起了公眾的強烈憤慨，對其進行刑罰制裁已成為社會共識。根據中國社會調查所（ＳＳＩＣ）的調查，６９．９％的公眾認為權色交易現象嚴重，８４．７％的公眾認為應該增加“性賄賂罪”。
再次，以刑罰手段遏制性賄賂更具有效性。當前性賄賂不能構成犯罪，一般也不能認定為違法（如果不屬賣淫嫖娼），主要是依靠黨紀、行政紀律予以處理，被定性為“作風問題”。紀律措施執行力度本來就不大，執行效力本來就不高，再加上督管者與被督管者之間的人情關係，互相掣肘、投鼠忌器時有發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為常態。依靠自查自糾、道德修養等柔性手段來解決此問題，已被現實證明為不切實際。而刑罰制裁更具嚴肅性和公正性，刑罰制裁的確定性增大了遏制的力度，刑罰的嚴厲性增加了作姦犯科的成本。
最後，古今中外的法例也為性賄賂入罪提供了范例。在中國古代，《左傳·昭公十四年》中記載了邢侯因叔魚收受雍子提供的美色賄賂而將二人定罪處死的案例，《唐律·職制篇》和《清律》中也有將官員娶當事人的妻妾女規定為犯罪並加重處罰的立法例。在當前世界各國刑法中，日本刑法判例將藝妓的表演藝術、男女間的交情確定為賄賂內容。１９１５年，一警官因索取性要求釋放要犯而被定罪；１９８２年，一法官因讓女犯陪睡三天而枉法減刑也被定罪；１９９８年，前大藏省官員井坂武彥因接受野村證券公司價值２５８萬日元的“行賄性招待”而被定罪。在美國，２００６年，洛杉磯機場官員利蘭·王因為給市長詹姆斯·哈恩支付性按摩費，幫客戶牽線搭橋簽訂市政合同而被起訴。在德國、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等國都有類似的案例。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３年在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級警司冼錦華因接受免費性服務而被判刑入獄，成為性賄賂定罪的先例。將性賄賂入罪並不是標新立異，而是一種刑事立法趨勢。
性賄賂的形式和入罪途徑
性賄賂可區分為提供性服務型的性賄賂和“奉獻型”的性賄賂。
第一類，提供性服務型的性賄賂，即雇請賣淫者為公職人員提供性服務。如賴昌星讓紅樓小姐陪官員洗浴睡覺、私營業主周雪華空運賣淫女供胡長清享用等等。這種性賄賂涉及的性關係具有市場交易性質，與物資利益緊密關聯，可以直接以金錢衡量，容易量化（如轉化為“嫖價”或以次數計），在當前刑法的思維定式之下，入罪相對簡單。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給予嫖資”可被認定為受賄，例如浙江麗水城建公司原副總經理溫某，就因收受嫖娼費而被認定為受賄罪（見《檢察日報·廉政周刊》１月２３日報道）；但接受他人已付費的賣淫者的性服務卻不能被認定為受賄。應當說，這兩種情況的內容和性質是相同的，不應有所區別。在性賄賂入罪後，即可直接將性服務作為受賄內容，無需轉化為金錢計價。
第二類，奉獻親友型或自己獻身型的性賄賂。指進貢妻女親友，或者自己充當“二奶”、情婦、小蜜，以換取職權利益。這種性賄賂涉及的性關係不具市場交易性質，與包“二奶”、一夜情等悖德行為類似，有時還涉及所謂“真感情”問題，易被誤讀為道德問題，入罪相對困難一些。但顯然，性賄賂不僅涉及不正當性關係即“性”要素，更重要的是涉及利用公權謀取利益即權色交易要素，其著眼點是後者而不是前者。在有客觀證據可以證明存在“謀取利益”的情況下，即使存在“真感情”，對其定罪也無可厚非。依照現行刑法規定的徇私枉法罪，徇合法妻子之私情而枉法尚可構成犯罪，何況是徇非法“二奶”之姦情而濫權瀆職呢？當然，對于這種性賄賂定罪存在著取證、認定方面的難題。在客觀上，性賄賂是由“發生性關係”和“謀取利益”兩個方面要素構成的。證明“發生性關係”的難度與證明發生強姦和賣淫嫖娼的難度差不多；“謀取利益”與行賄罪、受賄罪中的“謀取（不正當）利益”別無二致，可採“應允說”也可採“行動說”。知情人證言、現場殘留物、錄像錄音等證據材料均可成為證明證據。其取證和認定難度並不高于行賄罪、受賄罪、徇私枉法罪、聚眾淫亂罪等犯罪。
性賄賂的入罪途徑，一是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以擴張解釋的方法將性賄賂納入賄賂犯罪之中，二是通過刑法修正案另立新罪名。由于性利益這種非物質性利益與現行刑法將賄賂限定為財產利益存在衝突，故另立新罪名更為可取。可以考慮增設“國家工作人員謀取非法利益罪”，不僅將接受性賄賂包括進去，而且將獲得安排子女升學，幫助本人或他人就業、調動工作、晉職晉級等非物質性利益包括進去。在立法時還需考慮性利益的范圍、謀取利益合法與非法、行賄者是否處罰、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可構成犯罪、與瀆職罪的關係、刑罰輕重等一係列問題。
性關係本身應屬道德問題，但當性關係成為公權交易的砝碼時，它就成為了刑法問題。將性賄賂入罪，必將是大勢所趨。（方鵬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師、北京
大學法學博士）
被查處貪官95%有情人 聚焦性賄賂不是媒體在媚俗
性賄賂在當前的社會也是愈演愈烈，已經是相當普遍，社會公眾對此極其厭惡。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也列舉這樣的數據：被查處的貪官污吏中95%有情人，也有相關的社會調查，公眾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是很嚴重的。比如說在中國社會調查所曾經做過一次調查，調查公民中有69.9%的人認為性賄賂現象是嚴重的，17%的人認為這種情況是非常嚴重，84.7%的人認為應當增加“性賄賂”罪。所以說，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性賄賂”的問題又被重新提上了媒體關注的焦點，應當說既有法律背景的問題，又有社會現實的問題。詳細>>
方鵬：法學界反對“性賄賂”入罪主要有四種聲音
打擊“性賄賂”不能靠刑法，應該靠什麼？
《公安消防部隊四個嚴禁》內容及有關負責人答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