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日報》刊登的中國政法大學教師方鵬的文章指出，在性賄賂泛濫的社會現實之下，將其入罪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而性賄賂行為已經具備了入罪條件，將之入罪是大勢所趨。（2007年11月27日新華網）
方鵬立論的主要理由，是性賄賂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而其他方式又不足以進行遏制，所以應該設立性賄賂罪。如果確立一項罪名僅僅依據這兩個條件，那麼，性賄賂確實應該入罪。但是，確立一項新罪名，不但要看應不應該，而且主要是看能不能施行。
從性交易的特性來看，即使性賄賂入罪，在實踐中也是很難實施的。在筆者看來，如果性賄賂罪名真的在某一天確立了，也是徒有其名，很難在司法實踐中判決這樣的案例。
從執法的操作層面來看，性賄賂罪的取證很難。兩人私下裏的性交易，外人怎麼知道？如果懷疑某兩個人有性賄賂嫌疑，就可以安裝攝像設備嗎？合法地安裝取證設備，應該辦理合法的手續吧？但是，如果兩個人在私人住所進行性交易，能夠隨意到別人家裏安裝取證設備嗎？
即使兩人被抓現行了，但是兩人都說是自願的，該怎麼處理呢？即使兩人都承認做了性交易，但是，物證呢？司法上重口供，但是不輕信口供，沒有物證這個有力證據，應該很難定罪吧？如果要取得“鐵證”，就要提取液體做證據，抓現行的還可以，事後發現的怎麼辦呢？
從立法的後果來看，“性賄賂罪”的負面影響很大。“性賄賂罪”取證難，真正能夠被治罪的人是極少數。如果知道一項罪名很難施行而硬要確立，那麼這顯然只是一種姿態罷了。而如果確立的罪名實踐中很難施行，那麼這肯定就會損害法律尊嚴，浪費立法成本。
也許有人會說，取證有什麼難的，“堵門捉姦”或者“破門抓嫖”不就行了。但是，用違法方式取得的證據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更重要的是，用一種違法行為去制止另一種違法行為，我們的法治秩序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建立起來呢？
性行為構成的犯罪，用法言法語來說，就是一方違反了另一方的意志，侵犯了他人的性自由，這貫徹的身體自由原則。所以，只有強姦和猥褻等少數強制行為，才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公認為性犯罪。
出現一種社會現象，就要確立相應罪名，好像非常時髦。就如之前有人提出設立“見死不救罪”一樣，既背離了社會現實，又使法律過多的幹預了社會生活。法律只是社會的最後一道屏障，除了法律，我們還可以用道德、禮儀、習俗規范每個人的生活。一個社會裏罪名太多，老百姓動輒獲罪，這種生存環境，恐怕不是我們期望的法治社會。（天峰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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