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有兩則領導幹部受到處分的報道：一是因為發生了洪洞縣“12.5”特大煤礦事故，造成105人死亡，作為臨汾市安全生產第一責任人的市委副書記、市長李天太，被山西省委免去了黨內職務，同時，其行政職務也被建議免去。（12月19日人民網）二是廣東省陸豐市公路局長謝平發因“風光葬母”被撤銷黨內一切職務，行政降級，並調離陸豐市公路局。（12月21日《南方日報》）
兩件事都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對責任人進行責任追究，有利于嚴肅紀律。兩年事對比，造成105人死亡的礦難，其嚴重程度、社會影響、經濟損失不知要比葬母時的大操大辦大多少倍，免職比行政降級的處分也要重一些。
可仔細思考會發現，可能領導幹部寧願接受免職處分，也不願受到行政降級。就陸豐市公路局原局長謝發平來說，行政降級，意味著以前享受的待遇發生了變化。而臨汾市的原市長李天太，雖然被免職了，可待遇沒發生變化，只是暫時“賦閒”了，在礦難的“負面影響”淡化後，組織上還會想到他，只要有合適的位子，他還會是個正廳級領導。
12月21日的《勞動報》剛好有則報道：法國住房與城市部長辦公室主任讓—保爾·博盧費爾20日因涉嫌佔用廉租房而被迫辭職。保爾·博盧費爾的辭職與我們一些官員的辭職性質一樣，都屬于“引咎”一類，可結果卻大有不同。保爾·博盧費爾辭職後，他在位時的待遇不可能保留了，他也就不能再拿納稅人的錢了。和保爾·博盧費爾一比，我們的責任官員實在太幸福了，不但辭職後待遇不變，不在位不操心，還得由納稅人養著，而且頂多過個一年半載的，還能官復原“級”。
從我國的官員任免來看，免職不像是一種組織處理措施，更像一種正常的交接。局長不幹了，可級別不變；市長的職務沒有了，可待遇還在。有如此溫柔的“組織處理”，哪個官員在出了事後，面對“免職”不偷著樂呢？（張鐵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