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認為我國行賄犯罪成本偏低
據了解，2007年8月上旬胡星被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後，法院將對涉嫌行賄的12家單位及個人責任人進行審理。但在這些即將受到法律懲處的責任人當中，是否包含“行賄狀元”陳族遠，目前尚未清晰。
普遍處罰畸輕
在周正毅案中，周正毅共行賄100多萬元。
1997年前後，為了籌措資金進行股票交易，周正毅多次向上海商品交易所總會計師、上海期貨交易所結算部負責人黃錫熊行賄。2001年春節前夕，福建興業銀行上海分行行長助理王滬軍應邀來到周正毅辦公室，周正毅拿出一個紙袋交給王滬軍，其中有40萬元人民幣現金。
有媒體報道稱，周正毅認為刑罰太重。周的罪名中包括單位行賄罪、對企業人員行賄罪、行賄罪，雖然這在我國行賄處罰判例中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但實際上，清華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根據研究對比，仍然覺得量刑太輕。
曾任蘭州市長的張玉舜受賄案中，張玉舜在庭上的一句話備受爭議，“領導幹部全部按受賄罪判刑了，可沒有一個行賄的老板被判刑，難道只有受賄，沒有行賄？行賄人的行為難道就不是犯罪嗎？他們的行為就不用追究了嗎？”同期，備受矚目的蘭義案似乎回答了張玉舜的問題。綽號“蘭精光”的蘭義因向畢玉璽行賄142萬元，被北京市一中院以單位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
近年來的腐敗大案，行賄向著隱蔽性、高數額發展。就像張玉舜所言，有些腐敗案件中的行賄人依然逍遙法外。有專家點出其中的門道，行賄人一旦發現風吹草動，立刻報案自首或者在審查中積極配合，爭取立功表現，予以減輕或減免處罰。
1997年修訂的刑法，針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行賄犯罪的特徵和新的表現形式，對行賄犯罪的認定和處罰作出了具體的規定，分別規定了個人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和向單位行賄罪。關于對行賄犯罪的立案查處，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立案標準為：個人行賄1萬元、單位行賄20萬元。
但實際上，在許多案件中，行賄人行賄的金額比法律規定的立案起點要高幾倍、幾十倍甚至更多，卻鮮有定罪。
行賄犯罪成本低
廣東省廣州市兩級法院審理案件統計顯示，2003年1月至10月，共受理賄賂案件136件，其中行賄案件僅28件，不到案件總數的零頭；2006年上海市檢察機關立案查處貪污賄賂案件446件，行賄案僅47件；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辦賄賂案件9872件，其中行賄案件僅為1367件，佔賄賂案件總數的13.8%。
從這樣一組數據可以發現，查處行賄犯罪少在全國各地都很普遍。但有受賄就應該有行賄，那些“消失了的數據”去了哪裏？
實際上，一直致力于廉政研究的任建明介紹說，目前的現狀是：行賄非罪化、量刑畸輕化趨勢嚴重。有些人認為行賄者多是出于“被逼無奈”，從另一角度來說也是“受害者”，應從法律和道德上皆給與“寬容”。但任建明用數據推翻了這個觀點，據他的長期調查結論，行賄者普遍會獲得10倍于投入的回報，也就是說，“行賄”的回報是投入的1000%。
“這個高回報在經濟活動中，是極具誘惑力的，這也催生出了更多機會主義的行賄者。”任建明說，按照經濟理論分析，在一項交易中，獲利者不是受賄官員，往往是行賄者拿到了收益的“大頭”，縱然個案中行賄數額讓人震驚，但實際上，行賄人背後的收益卻更難以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