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過幾天我們學校還在的話，我就去參加你們的研討會。”去年，一位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校長在接到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進城務工農民子女城市生活適應性研究”課題組的邀請時，無奈地這樣回答。
2006年8月9日，北京市政府辦公廳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未經批準流動人員自辦學校安全工作的通知”。通知稱，北京將對239所未經批準自辦的、專門接收流動兒童少年的學校（又稱非法民工子弟學校）予以分流、規范或取締，取締學校前須把在校生安排到其他學校就讀。
此後，許多民辦打工子弟學校陸續接到了停辦通知。
剛開始，就連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都覺得不理解：“人家拿出錢來做好事、辦教育，可結果卻是這樣，二話不說就給取締了，也怪可憐的。”可自打看到了“進城務工農民子女城市生活適應性研究”的調查結果，孫宏艷的態度就悄悄發生了改變。在這項由孫雲曉研究員擔任組長的課題研究中，通過對北京市2395名中小學生（其中包括1650名進城務工農民子女）進行的調查發現，不同類型的打工子弟學校對孩子發展的影響差異顯著，“公立和公辦的學校，要遠遠好于民辦的和未注冊的學校”，公立和公辦學校裏的孩子更能適應城市的學習、生活，與城裏同學的交往也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課題組發現，在某些公立學校中，確實存在借讀生的考試成績不計入教師考評的情況，這使得一些進城務工農民子女受到與城裏同學不一樣的待遇。調查中，11.5％的進城務工農民子女覺得“我在班上很孤立”，還有16.1％的人表示“不能確定”。
從總體上看，無論是進城務工農民子女還是城市少年兒童，他們的交往大多集中在“身份”比較一致的同學之間，形成兩個顯而易見的“圈子”。研究人員發現，孩子們這種“身份意識”很大程度上來自家長。調查發現，分別有7．6％的進城務工人員和10.0％的城市父母，不希望孩子與自己“圈子”之外的同齡人交往。
據北京市教育部門最新統計，目前已有400萬農民工進入北京地區謀生，隨父母進京的學齡少年兒童已達37萬人，這一數字在未來十年將進一步擴大。
孫雲曉說，現在一些務工人員擔心孩子受歧視，遭城裏人白眼，不想再讓孩子過早地承受心理壓力；還有一些城市人，把進城務工農民子女當成“包袱”，能甩掉盡量甩掉，實在不行就躲得遠遠的，不讓孩子和他們交往，甚至不惜費盡周折也要給孩子轉學。他認為，“我們的目的應該是走向融合，而不是走向分離。”
調查表明，“流動的花朵”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適應性差：36.7％的人回避與他人交往，66.8％的人曾經感到害怕、緊張、擔心，超過兩成的人想轉學。
與此同時，農民工子女在身份認同問題上的矛盾顯得更為突出：他們當中，88.2％的人認為自己不是北京人，11.2％的人覺得自己“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老家那裏的人”。孫宏艷提到，在課題組進行的訪談中也發現了“雙重邊緣人”現象——雖然很多進城務工農民子女在城市生活了很久，已經相當熟悉城市生活，但問到他是哪裏人，很多孩子都還認為自己是“農村人”、“外地人”，有的甚至猶豫著表示“說不清楚”，還有些孩子從小在北京長大，談話中卻一口一個“我們農村人”。（記者
方奕晗）
城裏人騰出空間 偌大城市容不下民工子弟書桌?
如果我們承認農民進城是社會發展之必然、城市發展之必需，就應該承認民工子弟進城上學之合情合理；如果承認國家實行的義務教育是面向所有中小學生，就應該認識到民工子弟不管走到哪裏，都有權利沐浴在義務教育的陽光之下。而殘酷的現實卻是，民工子弟進城上學，猶如他們父輩當年進城打工一樣，處處受到歧視。
觀點交鋒:非法民工子弟學校該不該取締
孫東東（北京大學教授）：取締刻不容緩
賈西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以“解決”代替“取締”
程方平（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取締不該有爭議，但要與人為善
上海一民工子弟學校取締事件始末
2007年1月8日，一則《上海街頭上演“搶生大戰”，數百學生被強行轉移》的新聞報道，成為許多網站教育頻道的“頭號關注點”。許多轉帖還加上了這樣的點評：“凜冽寒風中，近2000名農民工子女無學可上，明天他們又將何去何從？”一時間，輿論出現“一邊倒”，致使政府有口難辯，陷入尷尬境地。
事實究竟如何？連日來，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
浦東實踐新舉措 民工子弟學校有望3年內"轉正"
浦東新區現存的民工子弟學校均被給予了3年左右的“緩衝”時間來“轉正”，就是由政府頒布學校基本辦學標準，引導和扶持學校按標準和規范申辦成為具有法人資質的民辦學校，政府以補貼形式購買服務提供給農民工子女。這種探索和實踐也開辟了解決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另一條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