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康》雜志披露了一條有意思的消息。福建省廈門市的一個村子去年進行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時，兩名村主任候選人在宗族族長的主持下，到關帝廟發誓不賄選；在競選中，兩名競選者果然踐行了“不賄選”的諾言，其中一人後來依法當選了村委會主任。對于這個結果，一部分村民不滿意，認為還是賄選好。

    讀這條消息，表面上似乎可以看到部分村民的“覺悟”不高，在農村發展民主政治很不容易。但是，仔細想想也不盡然。

    在選舉期間，候選人以獲得選票支持為條件，給村民以物質利益好處，就應該屬于賄選行為。按照政治學的常理，選民應該反對這種賄選才對，但廈門市的這個村莊卻有一些村民偏偏希望發生賄選，這是為什麼？村民的答案很簡單。一位村民說：“往年村主任換屆選舉，一張票三四百元，最高上千元，去年沒有賄選，這任村主任只是事後請大家吃了一頓飯，喝一瓶啤酒，小意思啊。”村民還相信，“賄選”對于競選者只是一種“投資”而已，最終他們“還是要撈回來的”。

    聽了這話，我們該清楚了，原來這些村民對幹部行使他們賦予的權力完全不信任，他們以為幹部們當選以後會撈到額外的好處，而這些好處與他們無緣，所以他們希望在選舉時憑借他們的選票，讓幹部提前把那些好處吐一部分出來。

    顯然，這些村民也算有“理性”。掉過來看，我們假設當選村幹部能真正按照農民的利益要求來行使權力，權力的運用程序完全公開透明，農民自然就不會希望發生賄選了。事情就這麼簡單。所以，關鍵問題是幹部們的權力運用要得到選民的信任。

    然而，當選村幹部與村民之間建立信任關係並不容易。即使在法制很完備的國家，也不能說這種信任能夠百分之百地建立起來。通常有兩方面的原因會影響村民的信任。一是當選者的權力太大，權力對當選者有極大誘惑，他們想冒險撈好處。二是制度設計存在漏洞，選民對當選者沒有辦法監督和制約。百姓監督官員的成本總是很高，最好的辦法是百姓不需要去直接監督官員，而是用一定的制度使得專業機構或與村幹部們有競爭關係的人去監督他們，這樣才能降低監督成本。

    自從我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來，特別是鄉鎮企業廣泛改制以後，村幹部的權力已經小了許多，權力的誘惑不如從前了。近幾年，我國又在推行村務公開制度，在村莊廣泛建立村民理財小組和村務公開監督小組，初步形成了對村幹部的制約機制。一些地方還強化了村民代表會議制度。但現有的制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又妨礙村民和村幹部之間建立完全的信任關係。例如，我國農村的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但這種所有權的行使代表常常是村幹部，而因為處置土地有很大的利益誘惑，不少地方的村幹部便盡量逃避農民的監督，濫用處置土地的權力，喪失了農民對他們的信任。

    再例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別在村民罷免他們所不信任的村幹部的程序方面還沒有具體規定，群眾罷免對幹部缺乏實際的壓力，這也使得一些村幹部做違反群眾利益的事情時，常常有恃無恐。此外，我國村民自治實踐中還沒有廣泛引入競選機制，候選人之間的相互監督不容易建立起來，當選者很容易形成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而老百姓對他們一籌莫展。這些問題不解決，農民對幹部的信任關係就不能完全建立起來。

    話說回來，我們也不必因為一些地方發生了賄選，就以為中國農村不能搞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初步發育時期，類似賄選這樣的問題總是難以避免。當各種制度比較完善以後，賄選的成本會增大，風險也會增大，賄選就慢慢可以消除。□黨國英（中國社科院農村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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