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家擔負的責任來說，仇和在政壇跋涉還需真正喚醒更多民眾、更普遍的官員群體，觸動更多廣闊變革所需的因素，並讓它們蘇醒。
繼公布所有領導幹部電話後，“鐵腕”書記仇和再添一樁轟動的新聞。前日，昆明呈貢縣接受了一名副局長的辭呈。有消息證實，此人
在此前參加全市招商引資會時打盹，受到仇和點名批評，相信是因“破壞招商形象”而被勒令辭職。在眼下的春城，招商引資被仇和當作第一政績，要求逐級分解、層層必達。仇和還準備成立35個招商局，輔以高額的獎罰措施，令其銜命而出，分赴沿海各地。在上任不到兩個月內，曾經飽受爭議的仇和式施政模式再現雲南，一如既往地掀起輿論熱潮。
仇和在昆明推行的新政，其實帶有個人從政史的強烈印記，最早可溯源至他主政江蘇沭陽縣的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從這一時期延續至2006年調任江蘇省副省長，仇和在宿遷歷任市長、市委書記等黨政職務長達10余年。職位在變，仇和式的施政風格始終不曾褪色，且不絕如縷。大致包括：給教師下達招商任務，命令小偷在電視臺宣讀“懺悔書”，賣掉公辦學校和醫院，實行公推公選幹部改革，要求農民義務疏通京杭運河，完不成招商任務的部門負責人一律免職……
從蘇北縣城到雲南省會，仇和從來都處在輿論的漩渦中。他手腕強硬，所行公共政策不允許任何討價還價，不懼怕衝擊任何利益群體。整肅吏治方面，他更不忌諱展開直接乃至粗暴的手段，官場的規則似乎也因此顯得脆弱。從北向南一路遷徙，盡管仇和式改革的內涵並無明顯擴展，可是其破壞與建設的訴求同樣急迫、同樣清晰、同樣暴烈。面容嚴肅的仇和拒絕寂寞，時時攪動治下之城的社會政治。他聞名遐邇，不能擺脫讚嘆、欽佩、好奇、懷疑、蔑視、謾罵等是是非非。
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仇和。在歷次改革及無數民眾的解讀中，51歲的濱海人仇和演變成意義相互衝突的標簽，被各類陣營爭相引用。經過一次次劇烈的、注定無法相互說服的爭論，仇和的形象被徹底符號化、復雜化。面對仇和以及毫不遮掩其雄心的政策舉動，歡呼者展示了近似于被解放的激動，焦慮者則要承受個人所營造的猶疑、擔憂乃至痛苦。同個仇和、差不多的政策，民眾為什麼歡呼？又因何焦慮不安？究竟是仇和式的執政落入了萬花筒，還是包括社會心理在內的其他什麼發生了分裂？
擁護者們的眼光是理想主義的，帶有濃厚的戲劇化色彩，習慣于將仇和看作是清官或俠客一類的有力者。他不在乎官場文化，他斷喝一聲就將不盡職的官員拿下，他讓官僚體驗到改革的殘酷一面，他讓民眾失去的只是枷鎖。總之，仇和被當作是能夠打亂舊秩序的政治強人。毋庸諱言，仇和施政的長期效果難以預料，但他的特立獨行很快影響了一地一域的政治氣候、經濟格局、官場習氣。民眾對這些顯見的“動蕩”期待已久，恨只恨勢單力薄無法實現，好在仇和為官代行正義，替他們圓了夢想。
仇和從不缺少擁戴者的激情和樂觀。同時，他並不能消除另外一部分大眾的疑慮。這部分民眾對個人權威抱有警惕，對制度建設的優先性耿耿于懷。他們的反對立場實際上來源于持之以恒的政治焦慮症。按照這種輿論的理解，仇和以地方最高官員的個人智力，驅使整個行政係統服從某些強制性目標，可能無益于政府改良，或把政治焦點變得更狹窄。甚至會有一種危險，那就是將昆明變成只服膺于個人權威的次等級政府，從而背離政府改革的核心價值，忽略更緊迫的民生建設，以及遺忘改革的其他重要方向。
或許仇和想的並不復雜，或許讚彈他的人活得太沉重。無一例外的是，仇和都被他的擁護者和質疑者所利用，幫助闡釋各自的吁求：要麼是達成政治清平、小民現世安穩的冀望；要麼是被引作靶子，“攻擊”現實主義的種種病症，影射政治進步過程中的挫折和難題。拋開對仇和施政的各種情緒不談，眾聲喧嘩中，持不同意見的人其實都深陷在相同的境遇中，難以自拔，那就是：無論怎樣臧否仇和的新政，無論施政的質量和效率如何，都映襯出他們作為旁觀者的無力感。是的，問題在于他們僅僅是政治運作的旁觀者，並已開始不滿于這樣的角色扮演。
作為體制內的行動者，仇和施政必估計現有基礎，苛責太多難免有求全責備之感。以政治家擔負的責任來說，仇和在政壇跋涉還需真正喚醒更多民眾、更普遍的官員群體，觸動更多廣闊變革所需的因素，並讓它們蘇醒。（南都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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