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阜陽“白宮”的李國福死了，死在阜陽監獄醫院裏，據說是自縊，而死前，他因為貪污罪等四項罪名被逮捕、起訴。
對李國福死亡原因尚需要進一步調查，同時他的遭遇也對舉報制度提出了一係列拷問，第一，當地有關方面如何知道是李舉報的，舉報規定的保密制度落實到哪去了？這說明舉報人信息的保密出了問題
。
第二，對舉報人的人身保護又哪去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保障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
近年以來不斷有舉報人被迫害的事件出現，從被勞動教養的李文娟；到險遭砍殺的花錦平；至被砍斷腳筋的龔遠明。最高檢資料顯示，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每年發生的對證人、舉報人報復致殘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現在的每年1200多件。
這是否說明，有必要完善相關法律，強化對舉報人的保護力度？目前，《刑法》第254條雖然規定了報復陷害罪，但類似案件在司法實踐中鮮有啟動和操作。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刑法》僅規定了刑種和刑期，但未解釋何為報復陷害，罪狀過于簡單。對該法條的司法解釋又超越了法律本身，規定情節嚴重的才追究刑事責任，同時增加了立案標準。
除此之外，對舉報人保護側重于事前保護還是事後懲罰至關重要。一些法治先進國家，都是將事先保護放在第一位，如美國l997年l0月修訂的美國法典規定的保護措施包括：為其設計一個匿名的身份，幫助其在一個不會被認出的新的城市生活。在美國有數千個城市可以隱藏證人，項目被接受後，馬歇爾辦公室即著手為其及其親屬制作新的身份證並尋找定居地點，這要求多部門合作、項目周密、保密嚴格。德國考慮得更加全面。首先，舉報人、證人在被詢問時可以拒絕透露諸如住在哪裏，在哪裏工作等相關的身份信息；可以要求用屏風或者面具等遮擋自己，或者坐在由單向玻璃制成的作證室裏。其次，在確信受到威脅時，可以在排除被告及其律師以及第三人在場的法庭上作證。如果這樣還不足以保證安全，可以要求在法庭外審理，利用高科技採取視頻、音頻傳送，包括變聲、變像處理等特殊方法作證。再不行的話，就可以採用委托詢問的方式，制成筆錄提交法庭，某些情況下，連法官都不了解舉報人、證人身份。
可以想見，如果這樣的保護措施能落實到位，一定會有更多的公民勇敢地站出來與腐敗濫權做鬥爭，而我們的司法又能節約多少成本，舉報人不須上訪又將節約多少社會資源。(茆巍 廣州法律從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