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最近很忙，笑容很燦爛。
從4月初到現在，短短20多天，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重慶市市長王鴻舉分別帶領龐大黨政考察團赴長三角、珠三角考察。重慶一舉“收獲”了江蘇、浙江、上海、廣東等沿海省市的1100多億的產業投資。
在4月21日下午與上海、浙江、福建、重慶等地知名企業負責人座談時，薄熙來
表示，“今後五年是重慶50年一遇的建設發展機遇，歡迎企業到重慶實現新的發展。捷足者先登。”
這背後，是重慶未來5年要進行兩萬億元人民幣投資的龐大計劃。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4月23日會見新加坡貿工部政務部長李奕賢時作上述表示，這個數字是2007年重慶市生產總值(4110億元)的5倍。薄熙來在會見李奕賢時也表示，“重慶未來五年將有大動作。”
“此次重慶黨政代表團大規模考察出訪，意在招商引資和尋求區域合作，破‘大開放’的題。”重慶市委宣傳部一位官員說。
重慶市人大代表、區域問題專家王崇舉對記者表示，“薄熙來書記眼光比較長遠，把握現在產業轉移的趨勢，招商是有效利用投資、促進重慶發展的一個好的方法。”
破解發展瓶頸
大招商的背後是薄熙來對重慶與兄弟城市間的差距的準確認識。
盡管重慶有較好積累的工業基礎，行政體制優勢，水運發達，但“不靠海、不靠邊”的特殊內陸區位，自生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難以有大的起色，重慶市外經貿委官員如此分析。
薄熙來曾在重慶市管領導幹部現代經濟知識培訓班上指出，“重慶的經濟實力與周邊地區相比還沒有明顯優勢，離建成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還有很長的路。”
對此，王崇舉表示，“重慶從縱向角度看，進步很大，但從橫向上，與成都等兄弟城市比，在進步的數量和質量上還有不足。”
更早些時候，國家主席胡錦濤對重慶的定位提出了要求——“努力把重慶加快建設成為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遊地區的經濟中心、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
然而，重慶在形成長江上遊地區經濟中心之路上存在著不少的困難，周邊省市的競爭、自身產業的升級、思想意識的相對保守都成為重慶發展的瓶頸。
通過考察，“進一步促使重慶官員樹立開放意識，產生發展危機感，虛心學習謀求合作，推動思想解放，切實落實重慶的開放發展”。薄熙來的隨行人員如是解讀代表團浙江上海之行目的。
“雖然重慶三線建設時軍工留下的工業底子可以，但國內外的產業並不會主動向重慶轉移。”重慶工商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蒲勇健說，“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在浙江、上海等沿海發達城市，急需通過產業轉移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而內陸省份如重慶則需大力招商引資，搞活當地經濟。重慶要承接產業轉移，就必須加大開放力度，像這樣主動‘走出去’。”
長江流域首尾互動
重慶對未來應該有著充分的信心，這得益于直轄市的“身份”、西部大開發的國家戰略優勢、獲批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帶來的機會。
重慶市發改委一位官員表示，“招商是重慶未來工作的重點，我們正在制訂詳細的產業發展規劃。”
薄熙來在上海考察時表示，希望上海把重慶作為產業轉移的首選承接地，作為上海企業到中西部發展的集散地，作為穩定的農產品供應基地，加強兩地在高新技術、現代服務業、旅遊、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重慶社會科學院學者分析，渝滬作為長江“龍頭”和“龍尾”，區域合作，首尾互動，互補優勢明顯。重慶的獨特優勢在于，政策環境優惠的疊加；要素成本土地，工業用電、用氣、用水成本低廉；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產業配套能力較強，市場潛力巨大，能夠依托上海的輻射能力。
而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則回應說，重慶和上海作為長江經濟帶上的中心城市，有共同承擔著推動東西互動、開發長江“黃金水道”、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任。
重慶必須抓住時機。近年來，隨著沿海地區成本上升，勞動力相對缺乏，迫使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地遷移。
薄熙來對重慶未來招商進行了明確的定位，指出重慶作為未來的長江上遊經濟中心，應有與上海等發達城市類似的、可以有所呼應的產業集群和集散功能。
事實上，重慶這一輪招商與合作還擴大到了內地城市。
4月14日，重慶和西安簽訂了合作協議，而協議之中，交通是重點，雙方規計劃通過兩條高速公路連接兩省市，從而使西安到重慶時間縮短到5個小時左右。
“有了這條高速公路，西安的貨物可以從重慶轉成船運去上海，這將大幅度降低成本，也促進了重慶的發展，從而最終確立重慶的西部中心地位。”王崇舉對本報記者表示。
“重慶政府高層兩路人馬，南下北上走訪，預示著重慶已經開始著手部署該地區的產業鏈條和資本布局，善于利于自身發展優勢的區域化開放已經開始搭建，之後便是重慶體制和機制上的改革創新。”中國區域科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楊開忠說。(見習記者
孫小林 實習記者 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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