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大的社會變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觀點分歧雙方溫和派的結合。如果不是這樣，只要一方出現極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極端派，如果兩邊的溫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漸被邊緣化，社會就會被撕裂而趨向極端，而在兩個極端之間的震蕩，“不走到絕路不會回頭”。
今年年初我應邀在一個博士生講座上
演講。當我講到顧準“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的追問，即沿著1789－1870－1917的道路進行革命的國家，為何會在勝利後從理想主義轉化為專制主義時，推薦了林達的《帶一本書去巴黎》作為研究“九三年”雅各賓專政的參考。不久，一位主持講座的朋友鄭重向我推薦林達的另一本書《西班牙旅行筆記》。我急忙找來這本書，一上手，就完全被它所講述的西班牙幾個世紀尋求民富國強之路的歷史所吸引住了，不能不一口氣讀完。的確如我的朋友所言，這本書精辟而生動的闡述，將紛繁的人類歷史變遷娓娓道來，展現出人類進步是各種社會力量抗爭之後，達到一個暫時的平穩，再走向下一個衝突。從19世紀末期開始，西班牙經歷了近百年的坎坷曲折。劇烈的社會衝突、民族分裂、內戰、專政和殺戮，只是“在一次一次衝突之後，汲取了慘痛的教訓，才告別了血腥，告別了專制，走到今天”。
林達講述的西班牙故事對中國有意義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無疑。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好像一直在反復提出“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的問題。公元前209年各路草莽英雄懷著對秦王朝殘暴統治強烈的義憤揭竿而起，推翻了暴秦的統治，然而這種革命並沒有帶來它曾經允諾的公平世界，而是“彼可取而代也”，“打倒了皇帝做皇帝”，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一次又一次地輪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確切地說，給我們帶來了顧準所說的“1789－1870－1917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歷史的“周期律”將不再重復。但是事與願違，中國革命取得勝利18年後的1967年，當顧準目睹“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的問題。
對于1789－1917這條激進的革命道路為什麼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還轉化成了雅各賓式的或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顧準的回答是：這一潮流的領導者設定了建立地上天國的終極目標，自認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專制獨裁、恐怖殺戮等來實現這一目標。繼顧準之後，還有不少學人從哲學、經濟學、政治學乃至歷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對這一問題作了全方位的探索和破解。
《西班牙旅行筆記》提供了新的佐證。它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是：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西班牙的近代歷史表明，在重大的社會變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觀點分歧雙方溫和派的結合。如果不是這樣，只要一方出現極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極端派，如果兩邊的溫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漸被邊緣化，社會就會被撕裂而趨向極端，而在兩個極端之間的震蕩，“不走到絕路不會回頭”。這就是西班牙從18世紀初走出黑暗的中世紀以來多次上演過的悲劇。就拿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的這次輪回來說，正像《西班牙旅行筆記》的作者告訴我們的，在1931年建立第二共和國的初期，雖然西班牙存在左右兩派，但是兩翼的溫和派之間存在著對于民主、自由、人權等最底線的基本共識。它們之間的分歧，無非是一個主張君主立憲的民主制，另一個主張共和形式的民主制。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即使這種分歧不能通過和平協商來加以消除，也可以由選民用選票來決定，誰應當上臺，誰應當下臺。可是，當社會矛盾被激化，左右兩邊的極端派拉走了幾乎所有的民眾，國家分裂成了完全沒有基本底線認同的兩半，加上國際上德意和蘇聯兩大集團的支持和挑動，分歧只能用全面內戰的武力解決，最終以極右派將軍佛朗哥的白色恐怖和40年獨裁統治作為結束。
如果左邊的極端派取得勝利那又如何呢？恐怕也不可能有好的結果。就像顧準所指出的，不論個人品質多麼崇高，當1789－1917傳統的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內心為善而實際上做了惡行”。西班牙左派還在政權存亡未卜的內戰時期，就在莫斯科的操縱下展開了極其兇殘的內鬥。林達為我們講述了曾經是英國著名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作為國際縱隊的一員參加西班牙內戰的故事。滿懷革命激情的奧威爾在國際縱隊的列寧營中親身目睹和經歷的，是左翼陣營內部以“保衛人民主權”和“肅清內姦”為名進行的殘酷鬥爭乃至人身消滅。他由此痛切地認識到極權統治以公眾意志的名義恣意侵犯個人自由的極端危險性。這一經歷，使他創作出對專制主義進行了深刻揭露和無情鞭撻的世界名著《動物莊園》和《1984》。
如果說1936－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是一場曠世悲劇，1975年佛朗哥去世、卡洛斯國王加冕後，西班牙迅速“回歸歐洲”和走向民族復興則堪稱現代奇跡。奇跡之所以能夠發生，首先要歸因于有關各方，包括出身于佛朗哥集團的新首相蘇亞雷斯，共產黨的領袖、當年在內戰中負責馬德裏秘密保安工作的卡利約和社會黨的領導人岡薩雷斯，他們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中汲取了教訓，共同參與了民族和解、民主轉型和西班牙復興的進程。西班牙共產黨的老領導人伊巴露麗和新領導人卡利約早在佛朗哥死前多年就開始反思，並在斯大林去世後率先提出了“民族和解”的口號。1974年接任社會黨領袖的岡薩雷斯大幅度地修正了傳統社會黨的綱領，放棄了完全摧毀舊體制的革命綱領。而從佛朗哥的青年運動領袖出身的政府總理蘇亞雷斯，也早已認識到西班牙進行民主轉型的必要。再加上開明的年輕國王卡洛斯一世以高超的政治技巧從中斡旋，佔了主導地位的右派溫和派和左派溫和派都能夠採取理性態度進行協商和博弈，為共同的利益達成妥協，使西班牙得以度過重重風波，在佛朗哥死後短短幾年，就實現了民主轉型，踏上復興的道路。
其實中國人在最近一個半世紀謀求國家富強的途程中，也有過和西班牙人相似的某些經歷。對于當代中國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政界、學界、企業界有識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國家這一基本共識的基礎之上，開始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經濟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國際上，中國已經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于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于社會背景和價值觀上的差異，往往對于這些矛盾的由來作出了不同的解讀，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突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于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係民族命運的大問題。防止這種悲劇的關鍵，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們採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討論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在討論中，人們可以不同意對方的觀點，但是應該支持他發表自己的意見。只要不是謾罵、不是無中生有，一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立論都應該受到歡迎。我現在感到特別擔憂的是，如果匡救時弊的措施只是停留在宣言和承諾上，而實際的改進鮮有成效，各種極端的力量就會趁勢而起，動員目前顯得愈來愈不耐煩的民眾，導致社會的動亂。
有些人認為，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只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輪回，是舊的社會結構的產物，而不是不可改變的。近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間力量主導社會發展趨向成為可能。
舊中國社會和歐洲中世紀相同，是一個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社會：它的一頭是大量的貧苦農民，另一頭是少數權貴，中間階層，或稱中產階級力量即市民的力量十分薄弱。在這樣的社會裏，矛盾容易激化，政治訴求也容易趨向極端。在傳統中國的專制制度下，暴君的殘暴統治激起農民暴動推翻舊皇朝，農民當政後又或遲或早變成新的暴君，如此循環往復，形成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更替。在歐洲中世紀後期，市民階級和知識階層開始壯大。在新的社會力量的孕育下，首先發生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這些促進社會進步的思想解放運動；接著發生了建立全新的政治經濟制度的革命變革。到了現代經濟發展階段，技術專業人員和經營專業人員的作用變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數也越來越多。新中等階層成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目前中國也進入了這個過程。主要由專業人員組成的新中等階層，包括各類科研人員和學校教師、工程技術人員和技工、中高層經理人員和一般公司職員、醫護人員以及政府等公共機構的職員的隊伍正在迅速壯大。雖然我國新中等階層的利益自覺和公民意識都還有待提高，但他們是工薪階層中更多地具有現代文化技術知識的部分，他們追求的是經濟生活和政治環境的穩定改善，他們和社會弱勢群體有著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中國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須依靠的力量。（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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