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內將出臺的公務員辭職辭退相關法規，是制度化問責官員的開端。在一個把公平正義作為追求的社會裏，官員辭職不應是一筆糊涂賬。引咎辭職者到底責有多大，不但辭職者本人應了解，公眾更有知情的權利
據報道，作為《公務員法》的配套法規，公務員辭職辭退的相關法規正在加緊起草。配套法規將對公務員的辭職條件、辭退情形，對公務員辭職辭退的監督管理等方面作出具體規定，有望年內出臺。
應該說，以上法規的出臺有利于改變問責制度中隨機性大、缺乏規范性程序和標準的尷尬狀況。
這幾年來，內地雖然沒有像香港那樣出臺完備細致的官員問責機制，但從許多危機事件的事後處理來看，也在很大程度上啟動了問責程序。官員為公共危機事件負責、乃至辭職也成為一種不成文的慣例。安徽阜陽副市長因劣質奶粉事件而辭職，某副市長因開車撞行人而辭職。這種做法相對于以往一些地方“交學費”“集體負責”等實際不負責的做法，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同時也說明民意和社會輿論的重要性在提升———引咎辭職大多是對“造成重大影響”的事故的回應。但其中的問題也很明顯：這種政治上的進步尚未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來，缺乏一個細致公務員辭職的解釋和規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事故的責任人對民意民憤置之不理，事實上是沒有太多剛性的規則程序令其承擔責任。
同時，在迄今引咎辭職的案例中，不少引咎辭職者的責任緣由未明確說明，責任細節也未對公眾披露。如政府文件中經常會提到的“對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領導責任”———這個責任是如何認定的？依據何種法規責令其引咎辭職？這些都需要一個詳細而明確的出處，否則在輿論的壓力下所做的處理，很可能成為民意的偶然起效，而非法治的必然結果。
還有，責任追究制度現有規定線條過粗。如果事故處理過程和結論模糊不清，外界將難以監督問責結果，很容易出現有人悲壯地引咎辭職，而另外一些人無論如何都拒不辭職、好像最終也不了了之的現實對比。這樣的對比所造成的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必使問責被架空。
所以，在一個把公平正義作為追求的社會裏，官員辭職不應是一筆糊涂賬。引咎辭職者到底責有多大，不但辭職者本人應了解，公眾更有知情的權利。為此，目前的官員引咎辭職在程序上的完善要遵循如下原則：其一，要明確地把引咎辭職定義為一種道義上的責任，也就是說，引咎辭職是官員在不需要承擔其他責任的情況下主動承擔的一種責任，並不能替代司法、行政和民事責任。其二，引咎辭職不能給人找替罪羊的感覺，所以引咎辭職制度除了官員主動之外，還需要相關部門的批準。其三，引咎辭職及其批準過程(挽留還是同意)也應公開。這些原則都理應體現在即將出臺的公務員辭職辭退條例中。
總之，引咎辭職應是一套制度化的問責程序，而不能成為平息一時之民憤的道具。問責的依據應是有法可依的，官員的責任也應是明確的。如一些重大安全事故，就需要有人承擔法律責任，同時也要有人承擔道義責任。如果沒有人承擔道義責任，也當通過開放性的立法或司法程序加以彌補。有了細致的問責程序，什麼樣的事件應由什麼樣的官員負責，負責的形式如何，就會有個明確的說法，可以避免個別官員鑽問責制彈性過大的空子而拒不辭職的情況，也可以避免一些官員僅僅為了“平民憤”而辭職，而放過了真正的事件責任人。(唐昊
廣東 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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