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
晚年蕭乾
在1995年紀念二戰勝利50周年之前不久，我曾攛掇蕭乾說：您作為曾經歷過二戰的記者，此時最該寫寫我們今天怎麼看二戰。我還從書的角度說，一定好看，也好賣。誰不想看一個親身經歷過二戰的中國記者如何看二戰？很快，他給我寫信說：“光明，承你提醒，我才想起一晃就來到二次歐戰結束五十周年這個大日子了。從1940年希特勒的狂轟濫炸到‘四人幫’的暴政我都經歷了，而至今還安然無恙地活在人間，不能不有股自我慶幸之感。從頭到尾經歷了那場大戰，正如我經歷了史無前例的‘文革’，我越發相信這世界的走向不取決于巨頭，無論那巨頭多麼巨、多麼威風。所以二次大戰對我的啟示首先是，凡想奴役旁人的是枉費心機。世界只會前進不會倒退，一時的倒退到頭來會更前進。當年被千百萬人伸著右臂喊元首萬歲的那位，如今連一撮糞土也沒敢留下。本此你也許可以給我扣一頂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的帽子，我希望更多的人戴起這頂帽子。它能使你昂起頭來超越畏懼與絕望。”
之後的兩三個月，我到國家圖書館給他借了很多關于二戰歷史資料的書，《二次大戰史》、《希特勒傳》、《我的奮鬥》、《丘吉爾自傳》、《戴高樂傳》、《羅斯福傳》、《斯大林傳》等。由這些材料，回想當年的二戰經歷，他寫出了一係列回憶二戰的文章，後結集為《一個中國記者看二戰》，于1996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看到他在85歲高齡上，依然思維敏捷，下筆立言，不能不由衷地欽佩。他頸椎不舒服，自己做了一個斜板。為了光線好，又在陽臺上弄了個小桌。他晚年的很多文章，就出自陽臺這個小桌上的斜板。
今年正值二戰紀念60周年，重溫蕭乾10年前的舊作，不僅不會覺得有過時之感，相反，卻可以再次讓我們重新審視歷史。像“紐倫堡審戰犯”，蕭乾認為，那本身就是本極好的歷史教科書。他不是憑著什麼證詞去描述，讓誰對歷史負什麼責任，而是把戰犯審訊的過程呈現出來。他是為讓人們思考，為什麼曾經在精神和文化領域出現過那麼多傑出人物的德國，何以竟向希特勒這樣的人高呼萬歲，並跟著他陷入人類最殘酷的一場戰爭呢？同時，也是要讓新一代的年輕人一定睜開眼睛正視獨裁主義這個禍根。希特勒踐踏正義和自由，用恐怖、腐化、謊言的手段進行統治。他藐視人權，最終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熱的戰爭。
《力挽狂瀾丘吉爾》、《頂天立地戴高樂》和《混世魔王希特勒》3篇，既是特寫人物，又是特寫歷史，篇幅都不長，卻思想深邃。丘吉爾是在英倫三島存亡的危難關頭，當選英國首相的，他主戰。而他的前任是要綏靖講和的。由于丘吉爾上任，英國馬上轉為了抗戰德國的橋頭堡。但蕭乾是把丘吉爾放到了歷史中來拿捏：一方面，他徹底反共反蘇；另一方面，一旦蘇聯加入了二戰，成為反法西斯的同盟，丘吉爾馬上跟蘇聯攜手抗戰。這自然也是出自高于一切的國家利益。從丘吉爾身上可以看到時勢造英雄和英雄造時勢的辯證關係。以前常說時勢造英雄，其實翻過來依然。如果當時不是丘吉爾受命于危難之中，也許二戰歷史都有可能改寫。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另外，像丘吉爾那種戰時的堅決剛毅，失敗時的頑強不屈，勝利時的寬容敦厚，和平時的友好親善，蕭乾都做了很好的描述。
有意思的是，他為什麼單把“頂天立地”四個字給了戴高樂？因為他覺得只有戴高樂夠得上是一條偉岸的漢子。當法蘭西政府元帥、總理全投降了希特勒之後，戴高樂只身流亡英倫，組織自由法蘭西，頑強不屈，最後盟軍反攻，返回法國，重組政府。具有這樣一種艱苦卓絕、堅忍不拔的精神，才夠得上。還有，他剛組建政府之後，廣開言路，包括法共的報紙也可以辦。蕭乾也是用此來強調，他雖然沒有大國的實力，但是他不喪失國家的尊嚴。蕭乾還清楚地記得，當年在巴黎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報紙天天都指責政府破口大罵，戴高樂也沒有採取報禁，而是廣開言路，允許異樣的聲音存在。
希特勒作為混世魔王，與戴高樂就截然對立了，他只把亞利安種族的榮譽視為最高，在他眼裏，亞利安人是天之驕子。他政治上反對民主，痛恨個人自由，一切領袖說了算，主張用領袖原則來統治，即獨裁統治，絕不能實現由多數人決定的制度。蕭乾分析了希特勒何以能夠從一個小啤酒館裏發跡，何以能夠成為這麼理性的民族山呼萬歲的一個獨裁者，又何以發動二戰。他把希特勒作為一個反面教員。《一個中國記者對二次歐戰的觀感》若從歷史的兩相對比來看，頗有點警世箴言的意味。裏邊有這樣幾個小題目：
一，“工人也有祖國”。這只有到今天才能看清楚，當時陷于歷史的廬山雲霧之中，只會覺到無奈得莫名其妙。蕭乾從戰爭的性質可隨一個大國的利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改變這一令人費解的歷史悖論，分析當時英國共產黨的愛國主義，何以會和莫斯科代表的國際主義尖銳對立起來。英國工人把自己精神的祖國視為蘇聯，卻與國家利益的抗擊納粹構成了尖銳的矛盾。當時，蘇聯正與希特勒媾和，還與之簽定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工人也有祖國”便是蕭乾站在今天的立場來分析半個世紀以前的歷史，言外之意不表自明，如果歷史重現，工人也該國家利益至高無上，抗戰第一，若是連自己的祖國都沒有了，國際主義不也形同虛設嗎？！這樣的認識是多麼犀利，深邃，話雖不多，卻全在肯綮上，像庖丁解牛似的一刀就切中要害。其實，當時蕭乾也困惑，他是在50年之後，才把那個困惑解開了。歷史有時就是這麼充滿了悖論。
二，“國際無信義”。蕭乾說：世上最不值錢的莫過于國與國之間的保障了。一旦國際上有些什麼風雲變幻，一紙空文馬上就作廢了。戰爭就意味著無數生靈的涂炭。蕭乾提到，盟國之間也是只講利害不講道義，像中國當時在成為英國的盟國之前，英國為了跟日本綏靖，竟把外界援助中國的交通大命脈———滇緬路封閉了。只有利益！而二戰之所以能夠爆發，也是因為希特勒總是鑽英法美和蘇聯之間的空子。你綏靖，好啊！那我就佔捷克、佔波蘭。蕭乾後來也在思考，二戰是不是可以避免？歷史若能假設，二戰也許真的可以避免。但歷史任何的偶然性，仔細想想，一定有歷史的必然在其中，總有背後非常復雜，也許是永遠說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導致它這樣。因而，蕭乾得出一個無奈而實在、炎涼而深刻的歷史結論：個人之間講求道義、仗義和信義，國與國之間在平時從本國長遠利益出發，偶爾也可拔根汗毛。然而在關鍵時刻背後向盟友捅一刀的事也完全幹的出。國家要立足于世界，只能自強不息，決不可信賴旁人的保證。
三，“我終于醒悟了”。蕭乾寫到紐倫堡審戰犯，不是單靠法官的木錘，就武斷地判你有罪，判多少年刑，或者槍斃。而是完全依照法律程序，罪犯也可以請辯護律師，甚至可以請自己的家人當辯護律師。注重無罪推論，一定要在法庭上經過證據的搜集、證據的論證，確定無疑你就是戰犯，才判你的罪。蕭乾的感慨是，凡是二戰勝利之後在戰犯法庭上審判的那些戰犯，過了幾十年之後，沒有平反的。凡事要按照法律程序，依法治國，以人為本。蕭乾作為一個記者，有他思想的睿智和深刻，帶給我們的思考也應該是在這裏。
四，“不許背後叛賣”。在雅爾塔會議上，蘇美英三巨頭背著中國，用中國領土的主權作了一次骯臟的交易，斯大林向丘吉爾和羅斯福提出，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是戰後租借旅順和大連為自由港。蕭乾正是由此在文中，甚至建議《聯合國憲章》應加上這麼一條，即明確規定：永遠不許背著有關國家，也就是有關國家不在場的情況下，對那個國家做出任何涉及主權領土的決定。中國的國家主權在二戰當中，不只一次被犧牲。不光二戰，歷史上類似這樣的事有好多。讀這樣的段落，真扎心吶！
五，“一個埋葬了半個世紀的疑問”。二戰非打不可嗎？在縱容希特勒這點上，英法和蘇聯都是難辭其咎的，都有責任。蕭乾舉了例子，這種歷史眼光太犀利了———由于親身經歷了二戰，很多歷史的細節他都能信手拈來。比如，他提到，當法蘭西陷入納粹之手的時候，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向德國表示最熱烈的祝賀。另外，像斯大林跟希特勒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也是這樣。所以，蕭乾的疑問是：蘇聯當時是以廣闊胸懷從全局出發，從人民的長遠出發，打著大算盤呢？還是打著小算盤？
六，蕭乾的結束語，也算是本文的結束語吧：戰爭意味著骨肉生死離別，意味著一切美好事物的終結，意味著愚昧、野蠻、歹毒和破壞。他相信，人類社會只會前進，任何拖歷史後腿的企圖都必慘敗。對待戰爭的態度應該是，一反對，二不怕。因為正義終將勝利，就像二戰的最終勝利屬于世界人民一樣，這是歷史的規律。讓所有善良的人們都遠離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