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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軍偉業與革命初心

2017年07月10日 07:42:39 來源: 解放軍報

    習主席強調,“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在人民軍隊即將迎來建軍90周年的日子裏,深情回望鐵血征程,悉心體悟歷史意蘊,是每一名當代革命軍人應有的自覺。軍史源頭處,那刺破長空的槍聲,曲折蜿蜒的艱難足跡,以命相爭的英雄面孔,席卷神州的革命洪流……那個時代,那一代人,與我們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連接?這種連接,于今天究竟又意味著什麼?有夢想的人們,總是能從歷史滄桑中汲取智慧與偉力!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頭的槍聲宣告了中國歷史上全新的一支人民軍隊誕生。今天,90年飛逝的光陰已經帶走了早期創建人民軍隊的那一代英豪。對于在工業化、信息化和網絡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來説,前輩們進行的波瀾壯闊的革命戰爭已是非常遙遠。不過往事並不如煙,我們這支有著光榮傳統的軍隊,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正進行著前所未有的改革強軍。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回首人民軍隊的輝煌90年,人們不能不去追尋當年建軍之初的艱辛探索,以及前輩們奮鬥的初心。

    懂得當年壓迫慘,方知革命為必須

    今天的人們要讀懂前輩的奮鬥史,必須了解那一代人所處的歷史環境。生長在“世界充滿愛”歌聲中的年輕人,往往不能理解這些問題——當年的共産黨人為什麼要革命?為什麼要建立軍隊?那些參軍參戰者為什麼會舍生忘死?現在,一些散布歷史虛無主義謬論並想否定中國革命歷史的人,恰恰是抓住部分年輕人不大了解舊中國歷史環境的弱點,大放否定革命歷史的厥詞。在歷史問題上要正本清源,就必須説明:舊中國苦難黑暗的社會狀況逼得勞苦大眾只能跟共産黨走,只有武裝推翻帝國主義和腐朽的國民黨政權才有出路。

    共産黨的早期領導人劉少奇、李立三到江西的安源煤礦發動工人運動時,在煤礦俱樂部夜校曾給礦工們畫出一個圖形,從中可以看出他們所受三重壓迫的殘酷:

    當時安源出産1噸煤,國際市場的價格相當于大洋16元。

    日本商人將其運走只付3元,剝削了4/5,帝國主義所得的利潤最大。

    管理礦山的官僚買辦再抽第二道,只付給第一線生産管理者0.27元。官僚買辦得的利潤次之。

    封建把頭再從中盤剝一道,落到工人手中的只有10個銅板。

    殘酷的壓迫剝削自然激起了堅決的反抗,中國共産黨的早期工人運動以安源為開創地,其雄厚的基礎正在于此。

    舊中國農民所受的壓迫,也是極其深重的。舊中國的人口90%在農村,鄉間70%以上的土地由只佔人口百分之幾的地主擁有,大多數貧苦農民是租地耕作的佃戶,他們交租慣例是佔收成的50%。貧苦農民剩下的50%中還要交政府各種捐稅,最後留給自己的不過1/3左右。那時生産力水準很低,尤其是邊遠貧困地區的農民收獲的糧食經常是剛剛夠吃,只留下1/3怎麼生活?在中國革命史冊上,早期建立根據地的地方往往都帶兩個字:“山”和“邊”——井岡山、大別山、大巴山……湘贛邊、閩贛邊、湘鄂邊、湘鄂贛邊、鄂豫皖邊、川陜邊、陜甘邊……都是交通不便、閉塞落後、自然條件惡劣的地方。貧困的邊區容易發動革命,原因不正是農民問題、土地問題激化了矛盾嗎?

    中國共産黨人從1921年建黨後不久,就確定了解放那些“饑寒交迫的奴隸”即貧苦工農的革命宗旨。在舊中國黑暗統治下,共産黨人早期組織的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和安源煤礦罷工因遭受軍閥武力鎮壓而失敗。中國共産黨內許多人都認識到,沒有武裝就沒有辦法發展工人運動。1923年6月,中國共産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上當選中央組織部長的毛澤東最早提出:雖然工人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産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

    毛澤東在黨內最早提出的真知灼見,正是後來在農村根據地建軍並最終奪取革命勝利的思想基礎。

    從城市暴動轉向農村建軍

    回溯我黨的武裝鬥爭史,組織工農武裝比組織軍隊還早一些。不過這些工農武裝畢竟不是軍隊,按後來的標準只能算是“民兵”性質。其組織很松散,大都是白天集中、晚上回家,有多少人都缺乏準確統計,遇緊急情況很難應戰。

    進行革命戰爭需要發動工農群眾,但主力還是靠軍隊。從1924年11月起,周恩來在廣州就組建了名義歸國民政府卻由共産黨人實際掌握的第一支部隊——鐵甲車隊,1925年以此為基礎擴建為第四軍獨立團,亦稱葉挻獨立團。在北伐期間,這個團又發展成六個團,當國民黨展開反共屠殺時,共産黨人就以這些部隊為骨幹組織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

    正如朱德在紀念南昌起義的詩中所寫,“南昌首義誕新軍,喜慶工農始有兵。”這次起義誕生了一支脫離了國民黨軍隊係統的中國共産黨獨立領導的軍隊。同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打出了“工農革命軍”的旗幟。12月11日爆發的廣州起義,正式宣布“工農紅軍”的名稱。

    中國共産黨人發動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之時,還都是學習蘇俄模式,著眼于奪取大城市,採取硬打硬拼的正規戰術,這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自然會碰壁。起義軍還沒有改變雇傭軍隊的傳統,那些還按“當兵領餉吃糧”的人一遇到危急情況就紛紛開小差。此時,軍隊中共産黨的組織也很薄弱,團一級才有黨支部,基層戰士中很少有黨員,因此軍官拉隊伍叛逃的情況也很嚴重。如南昌起義的2萬多軍隊在潮汕失敗後拉到湘南只剩800人,秋收起義5000人的部隊到三灣改編時只剩700人。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余部在井岡山下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部隊鞏固性很快大有改觀。正如毛澤東後來總結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隨後,這支部隊在偏僻的井岡山落腳,並開始建立農村根據地。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剩余的部隊和湘南農軍同毛澤東會師並走上井岡山,建立起中國工農紅軍的第一個軍級單位——紅四軍。

    發動農民搞土地革命成為建軍基礎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朱毛紅軍在井岡山舉起的紅旗,很快得到眾多地區響應,正如毛澤東詩詞中描繪的場景:

    “地主重重壓迫,

    農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暮雲愁,

    霹靂一聲暴動。”

    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又是土地問題。共産黨人領導的軍隊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最重要的是解決佔人口大多數的貧苦農民的土地要求,並把握好土地政策,這也是建立根據地、動員參軍和建立紅軍的關鍵。

    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解放軍首次授軍銜時有1000多位身經百戰的老戰士被授予將軍,他們絕大多數是土地革命時參加紅軍的農民。首批將軍們的籍貫很多集中于幾個“將軍縣”,如紅安、興國、平江、麻城、金寨等縣,這些地方都是徹底實行了土地革命的地方。

    井岡山鬥爭期間,共産黨人分配土地還缺乏經驗,受蘇俄革命實行“土地國有”制的影響,沒收地主的田地後屬于蘇維埃政府公有,只交農民耕種,這就不能充分調動當地農民參軍參戰的積極性。1929年4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從井岡山突圍到達了江西南部興國縣。毛澤東通過總結此前的經驗教訓並進行社會調查,制定了一部《興國土地法》。這部土地法有一個最根本的變化,就是打破蘇俄模式,沒收地主的田地分給農民後給予所有權並允許自由買賣,承認農民的土地私有。農民得到了真正屬于自己的土地,參軍、參戰、保家、保田的積極性馬上調動起來。

    《興國土地法》解決了農民的切身利益,興國縣成了毛澤東表揚的“創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蘇區模范縣。僅有23萬人口的興國縣,有8萬人參加紅軍。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徵時,8萬紅軍中有2.7萬是興國縣人,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陜北的只有2000人,相當于每長徵一裏就損失一名興國人。

    在制定正確的土地政策後,毛澤東又在主持古田會議時確定了政治建軍的原則,從此紅軍有了一套養兵、訓兵、帶兵、用兵的全新方式,終于建立起一支雖以農民為主體,卻由無産階級領導(通過共産黨)的新型革命軍隊。土地革命,農民戰爭,中國共産黨的領導,這三者相加就構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基本內容。

    通過中國共産黨人早期建軍和進行革命戰爭的實踐,一支有著堅定的政治信念,為著民族解放、階級解放而英勇奮鬥的鋼鐵隊伍就此鍛造而成。在隨後萬里長徵的道路上,這支隊伍歷經艱難險阻而毫不動搖,並一直走向贏得中國革命勝利的目標。(徐 焰 軍史顧問: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 彭玉龍 李赟)

【糾錯】 [責任編輯: 蔡琳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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