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熱津斯基筆下的紅軍長徵
1978年5月21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博士。新華社記者 劉少山攝
2017年5月26日，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博士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家醫院去世，享年89歲。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專門發文哀悼，稱布熱津斯基是美國著名的戰略家、外交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曾為中美建交做出過重要貢獻，並一直堅定支援、積極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他的辭世是中美兩國的共同損失”，“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友好合作事業會取得新的發展，這將是對布熱津斯基最好的紀念。”
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宣布建交，鄧小平也以“年度風雲人物”登上《時代》周刊封面。變動中中國的新領袖及其領導能力，成為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迫切希望了解的焦點，他需要一個切入點，而長徵正好給了他這個“點”。
“世界上我最佩服兩個人，鄧小平是其中一位。”布熱津斯基的這句話，曾廣為流傳。他與鄧小平的交往，也成為中美關係史上的一段佳話。
1981年7月，53歲的布熱津斯基應邀訪華，並接受鄧小平的建議，攜帶妻子穆斯卡、兒子馬克和伊恩、女兒米卡，來到中國重走長徵路。“我們一家成為踏著歷史性的長徵路線上紅軍足跡旅行的第一批美國人！”他感慨地這樣説。
回國後，布熱津斯基在美國《生活》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沿著紅軍長徵路朝聖記》的文章，他這樣寫道：
1981年7月9日下午，我們到達了位于中國遙遠的西南省份貴州的婁山關。我們首先攀登了一座不高的山岡，走過狹窄崎嶇的山路，依稀可見當年紅軍在戰鬥中留下的槍炮痕跡。勇敢地面對著多刺的灌木叢和討厭的黃蜂，我們登上了更高的山峰。這裏有著壯麗的、主導整個地區的全景視角，可以看見遠處雄偉的群山、狹窄的峽谷和紅軍用鮮血拼殺出來的一條蜿蜒山路。正當我和妻子穆斯卡沉醉于這醉人的風景當中，我們的兩個兒子為誰更應該獲得更大的榮譽而爭論起來。伊恩，第一個爬上防固山峰；馬克，成為第一個到達婁山關頂端的美國人。無論何種情況，我的女兒米卡都是第一個毫不費力地登上這些山峰的美國女性。
婁山關是我們此次中國之行的第一個目標。收到來訪的官方邀請以後，我向中國政府請求不按照通常的旅遊線路參觀，我們家庭因而獲得重走傳奇性的偉大長徵路線部分地方的許可。長徵的巨大反響在今日中國依然能被感受到。通過對長徵的深入了解，我們可以獲得對這個國家和其領導人更加深遠的視角解讀。
長徵發生在1934年10月的江西省，共産黨武裝力量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包圍。紅軍部隊一路向西戰鬥，穿過湖南和貴州兩省，向西南方向雲南省進發，然後向北經過四川省，穿過川西北艱險的康藏高原和草地，最終在陜西省找到了天堂，在著名的延安建立了根據地。從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長徵反反覆復曲折前進著，偶爾也有撤退，總共覆蓋了超過從紐約到舊金山來回的距離。這期間的犧牲率是無法描述的。雖然準確的數字不得而知，但據估算在10萬人中，僅有8000個幸存者成功到達了延安。像漢尼拔將軍翻越阿爾卑斯山和拿破侖從莫斯科撤退一樣，長徵是世界軍事史上一部偉大的史詩。
對于紅軍來説，婁山關戰役代表著第一個明顯的勝利。為了紀念這次戰役，毛澤東寫下了著名詩篇《憶秦娥·婁山關》。
我們從上海坐飛機，到達貴州省的首府貴陽。空氣潮濕又悶熱。我們乘坐的是一輛中型客車，陪同的是中國制造的吉普車。僅僅通過觀察手表，我們還沒來得及調整指針的時間，我們可以明確感受到自己已身處世界的另一邊，遠離我們在弗吉尼亞州麥克林恩的家。
一條河流穿過貴陽的郊區，水深且緩慢地流動著。鴨子在淺灘裏滑行，孩子們在波瀾不驚的湖水中游泳，旁邊還有泡在水裏的水牛。河上徘徊著難聞的霧氣。在橋上我們完全停滯不前，被一群對外國人極其好奇的小孩子歡笑地包圍著。
城鎮後面是一座座錐形的山脈。在我們西方人眼中，這使我們想起中國傳統古典繪畫中的那些相似的山。我們來到貴陽發現這些山真實地存在著。
長徵中，毛澤東帶領著紅軍穿過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在貴州省及之後的四川省，我們訪問了這樣的村落。我們可能成為這些村民見到的第一撥西方人。米卡驚訝于當她掏出果味軟糖給街上的頑童和幹農活的孩子時，他們並不知道什麼是糖果。令她沮喪的是，這些好吃的美國食品使得這些中國孩子疑惑，當她使用肢體語言告訴他們這些是可以吃和享受時，他們退後或躲藏了起來。後來我們使用一架寶麗來相機與他們建立了聯繫，事實證明它是一個巨大的破冰者，我們被孩子們包圍著要拍更多的照片。
在貴州省，我們沿著毛澤東當年走過的路線步行訪問了遵義。這是一個鄉土的、塵土飛揚的地方，城區被一條河流分隔著，中間跨有一個巨大的石橋。遵義城一部分具有中國城鎮的特點，小木屋和狹窄的街道，像毛澤東1935年進城時一樣；另一部分則是現代化的工業發展的城市。
1935年早冬的遵義，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産黨的偉大領袖。在政治局內部激烈的辯論之後，他被公認為是一位超群絕倫的戰略家，他的持久戰、運動戰、遊擊戰的軍事思想得到了認可。在這次會議上，他的地位超越了周恩來和中國紅軍的傑出領導人朱德，他們都接受了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産黨真正的領導者。毛澤東的戰略理論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拒絕了莫斯科倡導的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模式。
我們被帶往參觀著名的遵義會議會址，這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現在是紀念紅軍長徵的一個博物館。一位參加過長徵的老兵向我們展示了軍事指揮屋、通訊屋以及紅軍領導人和警衛人員睡覺的房間。在這些房間中，保留著當年紅軍戰士的竹帽子、雨傘、稻草鞋和幹糧等。我們還參觀了農民小屋的一種典型的門，卸下門上的轉軸後就可以當作床。為了獲得農民的尊重和支援，紅軍戰士被教導借用這種門然後睡在露天，不要佔用農民的小屋。我們在樓上看到了遵義會議開會的房間，以及毛澤東的書桌，他的油燈和其他用具。
遵義會議的決定對于當代中國人民的生活持續息息相關。直到最近的1981年6月，遵義的政治局會議被描述為“中國共産黨歷史上一次重要的轉折點”，長徵本身則被認為是國家共同努力的象徵。
我們乘坐火車從遵義到四川省的省會成都，在車廂裏呆了一個晚上直到第二天。熱浪是沉悶的，臥躺在我的鋪位上，在悶熱中大汗淋漓，不時被蚊蟲叮咬。
長徵的路線帶領我們來到高山更多的四川西部，我們乘坐吉普車或客車繼續我們的旅程。當我們路過一個村莊時，那裏的年輕人正投入在潑水節的歡樂中，這是一個祈求洗去過去一年不順的傳統節日習俗。正當我把頭伸出窗外捕捉眼前的美景時，一位魯莽而振奮的小夥子突然在我的頭上潑了一桶水，把我淋得透濕。
我們接下來行進的是西藏高原的一部分，它被深而狹窄的山谷、湍急的河流所切割，被巨大的群山所環繞。這個地區人口居住得非常稀疏。兩岸群山之間流淌著大渡河,為了向北延安的方向進軍，紅軍不得不分批過河，以躲避敵人不停地試圖包圍和摧毀他們。
我們在旅途中很自然地碰見了一些村民，與他們所有的對話似乎都表明，現有政府推行的農業政策給農民提供了更大程度的自主能動性，因而他們的生活條件得以迅速地改善。一位農民告訴我，他今年的收入增長了150%。
正當我們向更遠更高的地區行進時，天氣變得灰濛濛的，時不時地伴有陣雨和暴雨。我們很少能看得見山峰。稻田一片翠綠，遠處的群山變得模糊不清，隱藏在層層薄霧水汽之中。
我們的腦海中有兩個目標：第一個是安順場，在1935年的5月，紅軍在這裏打出一條橫穿大渡河的路。第二個是歷史性的瀘定鐵索橋。同樣在大渡河上，紅軍僅用幾天就衝了過去。但是在1863年的安順場，反對滿清王朝的太平叛軍卻迎來了悲劇的終點。他們的領導者，翼王石達開，一個準基督教改革者，沒能及時地穿過這條河，被逮捕後押往成都，在那裏被淩遲處死。長徵中的紅軍對這悲慘的結局受到了警示，紅軍知道過河失敗對于他們來説可能意味著相似的結局。國民黨的武裝部隊不停地追擊，他們希望利用大渡河作為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完成對紅軍的包圍。
天氣在漸漸惡化，暴雨開始引發洪水。在四天的滂沱大雨中，我們乘坐的火車實際上是最後一個到達成都的。我們的小型車隊離開成都以後，省裏的負責人急忙打來電話，建議我們取消之後的行程，因為道路被泥石流衝斷，村落被淹沒，還有大量的莊稼損毀。大部分交通都停止了。但是我們已經在路上，並且無法回頭，在我們的四周是非常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後我們了解到，有上百的民眾在這次災害中遇難。
道路向西藏方向蜿蜒，景色變得富有戲劇性。來自高山和狹窄谷地的瀑布在我們旅行的曲折道路旁傾瀉而下。從我們汽車的窗戶看去，一邊是陡峭的懸崖，一邊是深深的峽谷。道路變得愈發坎坷，在某些路段甚至感受到地表的突起倣佛在切割車輪。
突然，我們的汽車因為前方的巨大滑坡而被迫停止。一些直徑達到10英尺左右的巨大礫石從前方的山坡上滑下，還有泥石流擋住了道路。但是，對我們外國人來説，這場被迫的延遲是偶然的好機會。在我們右邊的陡坡下面，是一條湍急洶涌的河流，它穿過一個孤立的小村落。一座搖晃的懸索橋，旖旎的風光讓人無法拒絕，它將我們帶向這個小村落。一群年輕的姑娘，跑到我們前邊警告村民：路上發現一些奇怪的生物。由此帶來的是一陣恐慌，但是，以好奇心為主導的人還是居多。接下來，我們為一個值得信任的孩子拍攝的一張寶麗來照片，很快引發了村民對于照片的更多需求和很多善意。不久，大雨傾盆而下，在一位農民的棚屋下，我們坐在矮凳子上閒聊，他還邀請我們享用麵條。
我們沿著紅軍的長徵路線繼續進行著艱苦的旅行。當我們走近大渡河時，曾一度懷疑它是否真的像長徵戰士在回憶錄中描述的那樣水流湍急、險象環生，及至親眼目擊，才知並非言過其實。這條河水深莫測，奔騰不馴，加之洶涌翻騰的漩渦，時時顯露出河底參差猙獰的礁石，令人觸目驚心，不寒而栗；有幾處，河水還以異常的速度倒流回環。我們一行之中誰也沒有見過這種水流現象，時而回流，時而順流，時而側流……似乎和地球引力場不發生關係。原來大渡河自有它自己的生活規律！
安順場村在河岸的西南邊，位于一個寬闊峽谷的腹地上。另一邊是一個陡坡，在1935年5月25日，敵人的部隊被部署在此堵截紅軍。安順場是唯一一個全體公社領導出來迎接我們的地方，當地的黨員秘書帶領我們去參觀紅軍當年橫穿大渡河的渡口。
敵軍有一條船被留了下來，因為他們的一個指揮官在村中訪問親戚。紅軍抓住機會搶到了這條船，接著派出18人的登陸隊，在敵軍防守嚴密的激烈槍炮聲中強行橫穿。到達橋頭堡後，另兩條小船被先後發現。接下來的三天，紅軍運送部隊過河的任務變得十分艱辛，橋頭堡因此得到鞏固。但是不久，運送就被空襲和趕到的國民黨軍後援部隊所破壞。距離安順場160公里外的瀘定橋，成為紅軍大部隊穿過大渡河的最後一個生命通道。
瀘定橋是我們長徵朝聖的最後一站。在我們到達瀘定橋時，當地的民眾早已涌上了街頭。這個小城鎮是由一條建于1706年的歷史性的鐵索橋主導的。由兩座中國老式的橋頭古堡劃分，河的兩岸一邊一座。這個橋由13根粗大鐵鏈構成，4根作為兩側扶手，其余9根作底鏈，鋪上木板支撐供行人行走。每個鏈環的尺寸有飯碗那麼大。橋劇烈地搖晃著，行人從滿是旋渦的河水上穿過。
就是在這裏，長徵中最為關鍵的一戰在此打響，打開了向北的通道。從安順場到瀘定，紅軍戰士不分晝夜地極速行軍，當紅軍的前鋒部隊趕到瀘定橋時，發現敵人已經拆除了橋上的木板，只剩下13根光禿禿的鐵索。當時，紅軍的戰鬥決定是立刻開展攻擊。一支突擊隊被挑選了出來。敵人的槍炮瘋狂地封鎖著橋面，22個人組成的突擊隊，緊貼著鐵索，爬行穿過敵人的槍林彈雨。隨著突擊隊員的冒死向前，接近對岸東橋頭時，敵人引燃了堆集在橋頭的木橋板，燃起熊熊大火。但是，當第一位突擊隊員衝到對岸後，緊跟著一個接一個。其他的紅軍戰士則奮力向前爬行，人體替代了那些消失的木板，使得這次攻擊更加持久。
在與一個長徵中曾走過瀘定橋的退伍軍人談話時，我獲得了一個在中國官方戰史裏找不到的有趣事實。通過觀察，我判斷，國民黨防守部隊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就是聚集他們的士兵在橋的東門，迎頭面對著他們的攻擊者。這使得紅軍的先鋒部隊可以集中輕重機槍攻擊敵軍，紅軍的突擊隊則乘勢衝過了大橋。如果敵人的守軍被部署在河岸橋的上邊和橋下，可使紅軍的突擊隊遭受無情的槍炮阻擊。我的中國朋友，現在是一位高級的政府官員，點頭同意。然後他笑著説道，“對抗我們的武裝不是國民黨的正規軍隊，他們也向河岸橋東的守軍增援，但是，他們的後援部隊沒來得及抵達。紅軍面對的是當地軍閥的武裝力量。這支部隊是‘雙槍兵’，一桿是步槍，另一桿是旱煙槍。他們以拿到俸祿的多少來作戰，他們缺少軍事戰略意識。”
結束這次重走長徵路後，布熱津斯基認為自己找到了答案：“長徵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他（鄧小平）的領導能力、勇氣、身體耐力以及對事業成功執著追求的一種考驗。”
布熱津斯基説，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瀘定橋的地理情況，非常高深的峽谷，下面水流湍急，而橋上只有鐵索，靠木板連接著兩端，而且對面還有人向過橋的人射擊，所以情勢是非常危急的。
事後，布熱津斯基撰文寫道：“瀘定橋一戰在長徵中意義巨大，如果紅軍在敵人的炮火前畏縮不前，隨後的歷史可能就不同了！”長徵的英雄主義讓他折服。“我是沿著長徵路線來朝聖的！”他用這句話來表達對將近半個世紀前中國工農紅軍壯舉的崇敬。而從遵義、婁山關、大渡河口和瀘定橋等地一路走來，這種感受越來越強烈。
一趟旅程下來，布熱津斯基得出這樣的結論：“對嶄露頭角的新中國來講，長徵的意義絕不只是一部無可匹敵的英雄主義的史詩，它的意義要深刻得多。它是國家統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後東西的必要因素。”
布熱津斯基的震撼與感動背後，折射出的正是長徵的魅力；這種英雄主義的力量、勇氣與信念的力量，讓長徵成為世界共用的精神財富！尤其是在中國進入民族復興、重新崛起的偉大進程之後，長徵精神更令世界矚目。（郭惠 王惠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