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中學高三生打出“必勝”的手勢為自己加油。(資料片)
恢復高考是撥亂反正的開端，是新時期的第一道曙光，在它之前，沒有任何別的動作，沒有任何別的事件比它更合適作為時代轉折的象徵
這消息是從《新聞聯播》聽來的，還是從《有報天天讀》看到的？你喜歡讀李零的《喪家狗》，還是愛看易中天的《品三國》？《紅高粱》和《霸王別姬》，哪個更合你的胃口？這樣的眾說紛紜充斥耳邊，我們早習以為常，恐怕沒有多少讀者還記得30年前的單調。
改變起于30年前的那次“恢復”。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廢除推薦制度，恢復文化考試，擇優錄取。
1977年冬，已經在閩西古田縣插隊8年的楊錦麟考上了廈門大學歷史係，日後主持鳳凰衛視《有報天天讀》;解放軍總後大院子弟李瑞英1979年7月考上了北京廣播學院播音係，後來成為央視《新聞聯播》播音員。恢復高考時，正擔任中學教師的易中天，覺得與自己的學生們同場競技不免尷尬，放棄了當年冬天的考試，1978年夏直接考上了剛剛恢復招生的研究生；北大教授李零則于次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係，師從張政先生搞殷周銅器研究。陜西國棉八廠織襪車間工人張藝謀也在那個冬天來到北京，輾轉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北京電影制片廠洗印工人陳凱歌1978年8月參加高考，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學習，五六年後，他們為中國電影首度爭得國際聲譽。
在人們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領域裏，這個名單還可以開得更長。中國現任駐日本大使王毅，在東北建設兵團插隊8年後，1977年冬考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從此跨入外交界。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商務部部長薄熙來也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李克強1978年3月進入北京大學法律係學習;薄熙來1977年參加高考，進入北京大學歷史係世界史專業。
1977年首屆高考北京地區文科狀元、中青在線首席執行官劉學紅30年後回望那個時刻，向記者如此評說：“恢復高考是撥亂反正的開端，是新時期的第一道曙光，在它之前，沒有任何別的動作，沒有任何別的事件比它更合適作為時代轉折的象徵。”
■教育是個好東西
30年前恢復的是中斷了11年的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這份通知說，以往的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的框框”，必須“徹底改革”。決定“從今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
這11年的中斷在擁有千年科舉史的中國相當罕見。唐宋以來，開科取士，選賢與能，傳承文明，就成了慣例。即便在八年抗戰中華民族最危急的時刻，也沒有停止過高考，就是從那時起，為了解決撤退到大後方的學校和流亡到大後方的學生招生高考的困難，國家開始統一高考命題，用飛機空運試卷到大後方各考點分發。
如此傳統，讓人們本能地相信教育是個好東西。不管政治風向如何，國家需要受過教育的公民、人們需要受教育的權利，這個常識從不曾被徹底遺忘。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于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開始用選拔推薦的方式試點招收部分“工農兵學員”，在全國招了4萬學員。1973年正式在全國大學全面招取基層推薦的“工農兵學員”。
後來發生的事實證明，不管從公平的角度還是從效率的角度，推薦制度都不如考試入學。教育既然是個人人喜歡的好東西，不靠考試分數取勝，就必然要靠別的手段爭奪。
“高考狀元”劉學紅告訴記者，刺激她發奮自強的最大動力是，她當知青插隊的那個大隊把唯一一個推薦上大學指標給了生產隊會計的女兒。劉學紅說，“隊裏會計的那個女兒年齡跟我差不多大，平常在一塊兒玩得挺好。1977年初，她被推薦到北京大學低溫物理係上大學去了。當時，我們都知道大隊下來一個名額，她連考試都沒有參加就直接去北大了。我就想，憑什麼你能上北大我不能上？”30年後說起這一幕，劉學紅說自己心中猶有酸楚。
在1977年8月決定恢復高考的那次“科教工作座談會”上，武漢大學副教授查全性當面向中央主持科教工作的鄧小平提出了推薦制度的兩個致命傷：一是“今年招生還沒開始，就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甚至小學生都知道，今後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第二個是“政府讓工農兵上大學的初衷雖不壞，但是由于入學沒有考試，學生的文化程度沒有辦法控制。而當時又有另外一個口號‘不讓一個階級弟兄掉隊’，在教學中就變成了‘就低不就高’。有些學生甚至連小學的東西都不會，你要讓他不掉隊，大家都得等他，大學就變成中學、小學了。”
■分數和身份的不同
恢復高考不是1977年8月“科教工作座談會”的既定議題，卻成為撥亂反正的頭一槍，不光因為學者的大膽建言。推薦制代替考試制後，國家看不到效率，個人得不到公平，這一點，決策者早有所思，有所見。學者一席話，更增強了他們果斷出臺政策的決心。
偉大政治家的特徵是勇于承認現實，不和常識作對。既然推薦制不能真正保證工農兵上大學，又浪費高等教育資源，于國于民均無益，當查教授提議，1977年的招生寧可晚兩個月，也不要又招20多萬不合格的大學生，造成更大浪費時，鄧小平一錘定音，要求當年就恢復考試招生制度。
這個從國家需要出發的撥亂反正，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命運，也改變了他們為人處世的觀念。劉學紅告訴記者，她當年高中畢業下鄉插隊，一邊積極挖樹坑一邊等待“推薦”期間，一直在想：到了20世紀後半葉，我們怎麼還在用力氣大小衡量自己的價值。可是，那時候人們對自己、對未來的期待值很小，一直都是聽別人安排。高考是第一個機會，她從此知道，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這真是她生命的新起點。
1977年的首屆高考從冬天開始，全國各省區的高考從1977年11月28日延續到12月25日結束，570萬考生撲向全國數以萬計的考場，爭奪27萬個大學生名額。次年，又有610萬各個年齡段的知識青年參加高考。這兩次高考報考人數紀錄直到20多年後才被打破。對“老三屆”來說，他們一生中的這個機遇太難得了，11年裏熄滅了多少夢想，就有多少夢想在這兩個高考季節復蘇。
■但開風氣
後來成為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的鄭也夫1977年以待業青年身份參加了恢復後的首屆高考。考完了，相當數量分數很高的人沒有被錄取，這其中就包括鄭也夫、後來進入中國社科院的徐友漁等人。這些人到北京市招生辦門口靜坐，市政府發了緊急通知，宣布擴招，把他們收進去。
鄭也夫告訴記者，他進入北京師范學院後發現，他們擴招的這個班，無論是最高分還是平均分都比先前正常錄取一個班要高。高分的不光晚錄取了兩個月，而且如果不是自己靜坐爭取很可能這輩子要和大學無緣。問了問其他同學，這種情況在全國普遍存在，他認為，這是當時高考真實的一面，不該遺忘。
“教育在任何時代都是向上階層流動的重要渠道、晉升階梯，就是現在，文憑雖然不再具有決定意義，但在大多數場合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入場證。”所以，“不管任何年代、用什麼手段，百分之百地杜絕教育機會不公是不可能的。”
鄭也夫的這種懷疑精神，是恢復高考後“第一屆”大學生身上的一個明顯標志。一方面，由于11年的學術斷裂，他們空于依傍;另一方面，出于對現實生活的空前接近和理解，這一代學人比他們的前輩少了盲從和教條，又比他們的後學多了理想主義和實踐精神。至今，活躍在公眾視野和大眾媒體上，既有較新的思路，又有照顧大眾口味的通俗文風的，仍然是這些“78、79級人士”。
而在他們之前11年的人才空白，更給予了他們令後來者難以想象的學術空間和實踐空間，以至于在技術性較強的法學、金融領域形成了引人注目的“78級現象”和“81級研究生現象。”人民銀行設在北京海淀五道口的研究生院，第一屆招收的81級研究生不到20人，卻出了一位人民銀行副行長、一位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深圳證券交易所的首任所長，這個班級的畢業生還創辦了全國第一家股份制銀行、第一家證券公司、第一家上市金融機構、第一只基金。
這些學科精英薈萃，不只歸功于個人能力和學校的“教學質量”，更是時代大勢使然。從法學和金融學兩個例子就能看出，1977年恢復高考並不是對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高等教育制度的簡單重復。恢復重建的高等教育體係已經在積極準備，為改革開放後將要展開的依法治國、與世界經濟接軌等實踐儲備大批人才。
■過渡性學者
易中天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成為恢復高考後入學的第一屆研究生，他在《勸君免談陳寅恪》一文中寫道：“陳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們學不來。”
記者在採訪中得知，“老三屆”集中報考大學的熱潮在1979年退潮，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恢復高考的第三年，考試內容增加了外語考試，令後來者望而卻步。而77、78兩屆，絕大多數院校招生考試中是沒有外語的，易中天教授說“學不來”，指的是趕不上陳寅恪的語言能力，還是說學不來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北大社會學係教授鄭也夫也在接受採訪時謙遜地表示：“我不覺得這代人在學術上有什麼特殊貢獻，就是歲數到這兒了，僥幸了。”
1978年從沈陽鼓風機廠考入北大歷史係的閻步克將他們這代學者歸結為“過渡性學者”。他告訴記者，在歷史研究領域，一方面“77、78年的這些人，嘗試突破教條，把唯物史觀當作一種科學，打破條條框框，既然是科學，就是可驗證可證偽的。”
另一方面，“有些老先生要求我們重新回到論從史出的科學研究方法上。不是從觀念的推導研究歷史，而是從史料發現新的歷史線索，把十七年中被拋掉了、被淡化的中國傳統史學訓詁考據的功夫撿起來。”
這些聲名已著的學人雖然自稱“過渡的一代”，可從他們的言談中不難推知他們的眼光並未局限于自己的時代，在海外學者質疑最多的研究方法、學術范式方面，他們早有深思熟慮，並且身體力行，努力過濾掉不合時宜的，將人類文明的一切精粹傳授給晚生後學。
(記者盧波 周麗娜 陳琛)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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