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文化界有關人士聚集浙江省溫嶺
市，探討如何滿足九億農民的文化需求——
近年來，我國農村文化建設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然而，由于農村文化建設工作的任務重、底子薄、經驗不足等原因，農村的文化建設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農民的文化需求遠沒有得到充分的滿足。
文化站如何吸引農民
在鄉鎮中心興建文化站是一些地方政府建設農村文化的重頭戲，然而這番好心卻少有喝彩——多數農民對參加文化站的活動熱情不高。由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中國文化報社等組織的“關注農民文化需求”調查結果顯示：６７．８９％的農民不參加或不常參加文化站組織的活動；有的地區這一比例更高達９１．３％。山西省臨猗縣的村民稱當地文化站為“三分鐘熱度”：起初紅紅火火，中途人員稀少，最後雞飛蛋打。文化站提供的“營養”並不適合也不便于農民群眾消化吸收，“門前冷落鞍馬稀”的背後是可怕的急功近利心態。
相對于部分文化站的冷清場面，“三下鄉”中的文化下鄉受到農民朋友的歡迎，然而要滿足廣袤國土上九億農民的文化需求，這也無異于杯水車薪，有些下鄉演出的接待費還常常讓當地農民望而卻步。看電視是農民朋友最喜歡的娛樂方式，但電視節目中少有他們喜歡的題材和內容；文學作品、報紙雜志的許多內容也離農村甚遠。
出現這些問題主要在于部分文化工作者對農民文化需求的內容不夠了解，對採取什麼樣的形式來滿足其文化需求更不清楚。如果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政府在文化事業上的投入就可能“打水漂”，甚至會加重農民的經濟負擔。
農民歡迎“本土”文化
江西省藝術研究所研究員吳建軍認為：作為一個農民，他所喜歡的文化一定是在內容上表現其喜怒哀樂、方式上符合其審美情趣、在潛意識裏暗合其文化心理的文化，而土生土長的帶著一方靈氣的傳統文化最能體現這些要求。
這種文化深深地扎根于一方水土，常常因地區甚至因村落而不同，如湘西的儺堂戲，江浙的評彈，東北的“二人轉”，以及各地逢年過節各具特色的耍獅舞龍、田頭社戲、廟會。河北省唐海縣文廣局的李秋紅在下鄉調查中發現，傳統戲劇特別受當地村民喜愛，“每逢農閒唱戲，這村戲臺搭起來，四鄰八村的農民都像過節一樣，接閨女請女婿來看戲”；每逢中秋，福建省福清市的農民很樂意自掏腰包開展傳統活動，如燒瓦塔、盤詩、放孔明燈等。一句話，農民最渴望的是屬于自己的文化娛樂樣式。
然而，這樣的文化娛樂樣式卻沒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其傳承發展狀況令人堪憂。建國後一段時期內，部分文化工作者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待農村的傳統文化、民俗活動，將某些消極因素看得過重而忽視了其積極因素。“我們總想著去改造、提高農民的文化，結果我們提供的東西雖然精致，卻很難在農村中扎下根來。”中國戲曲學院的傅謹教授表示了自己的憂慮。一方面是“外來”文化的“水土不服”；一方面是農村傳統文化被有意識無意識的
“邊緣化”，文化需求的巨大缺口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文化缺口靠自身彌補
“下鄉”的文化很難在農村扎根；許多大眾傳媒出于生存考慮，短期內也很難將目標受眾定位于購買力較低的農民。但這並不等于說這些文化形式對滿足農民的文化需求不重要。在中西部某些地區，看電視雖然不是最佳的文化享受，但又常常被部分文化工作者寄予厚望，為什麼？因為他們覺得農村文化基礎差、檔次低甚至沒文化，所以必須從城市“引進”更先進的文化。
事實上，這是對底蘊豐厚、歷史悠久的農村文化的忽視，是對比人們想象和描繪強大得多的農民文化的嚴重低估！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主要是農民的歷史，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明主要是由廣大農民創造的；農村也一直是我國精神文化的富礦，大部分民間藝術形式都濫觴于此。毫無疑問，農民有能力、農村有潛力創造出屬于自己的文化形式、內容來滿足自己的基本文化需求，而且只有農民才能真正創造出符合自己審美理想的文化來。“農民的文化需求問題最終只能靠農民自己來解決，不能靠別人，也不能指望城市。”
文化扶貧委員會主任徐惟誠如是說。
農民文化主體地位的確立需要文化運作模式的支撐。近些年蓬勃發展的民營文化劇團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以演出市場比較繁榮的浙江省為例，全省大大小小的民營劇團達４５０余家，其演出年觀看人次超過７０００萬，平均每個農民一年能看上兩場戲。而政府在文化建設上的首要職責是為民間文化活動等提供一個良好的整體環境。加強服務和管理是當前政府工作“軟”的一面；而農村文化設施的建設是“硬”的一面，也不可放松，其關鍵在于如何將錢用在刀刃上。廣大的農村地區，由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地域文化的獨特性，各地農民文化需求的內容及其輕重緩急之別十分巨大。所以具體到一個地方，政府和文化工作者開展工作時更應該重視其個性特點。（胡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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