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職
一次一次地進村，杜聰哭了太多次。他後來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離開村莊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失眠了，我倚在窗旁，凝望夜空的點點繁星，被一種巨大的情緒攫住了。我得為這些人做點什麼。”
辭職的決定，就是在那個晚上作出的。當時的杜聰，已經位至法國某銀行的副總裁，他曾經多次參與四川、雲南幾省扶貧救助的慈善活動，但是在他眼裏，艾滋的救助，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光出錢不行，他得辭掉工作專門來做。
“當時一個是缺錢，一個是缺人。缺錢還好說，缺人，我在短時間裏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人，既有善意，又有資源，既有勇氣、又懂管理，所以，只能我自己做。”
杜聰也確實是一個合適的人選，早在1998年，他就創立了“智行基金會（將智慧付諸行動），”熱心公益活動，他多次深入中國內地，熟悉農村的情況，有救助的經驗。而他原先所在金融圈的同行朋友，可以成為今後募捐工作的一大來源。
在其中叱吒風雲13年的金融業，說辭，就辭了。有人說他，有人笑他，他的父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勸他，但杜聰不後悔。
“在中國的傳統觀念裏，成功被定義得非常狹窄。我父母就常常跟我說：你要做慈善，完全可以兼職去做、業余去做，你現在年輕，積蓄可以供你不工作地生活上幾年，等你老了怎麼辦？我不是沒想過老年，但是現在顧不了那麼遠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從此他的生活重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杜聰都拉著拖桿箱行走在路上，即使是在救助工作上了正軌的今天，他每過六個星期，一定會去一趟河南。擠長途汽車、住蹩腳旅館，成了這個斯斯文文、略有潔癖的人的家常便飯。他沒有想到，辭職以後居然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掙，全年無休。
智行救助體係
在艾滋村，杜聰意識到，很多危在旦夕的病人已經認命，他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而這些孩子在貧病交加中，喪失了受教育的機會，喪失了歡樂的童年，他們中的不少人，心理甚至已經開始扭曲。
“我親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長大要去找血站的‘血頭’報殺父之仇；他們已經沒有家庭的溫暖，如果再沒有道德的教化，沒有社會的關愛，他們就是未來社會的負累。所以，我把受艾滋影響的孩子，列為救助的主要對象，給他們受教育的機會，把他們培養成有用的人。”
從此，杜聰就開始了跟艾滋的拔河。這是一場艱難的角力，因為對手無比強大，他的對手，一個叫時間，一個叫死神。
杜聰的教育背景和職業訓練，讓他從一開始就是理性而專業的，他以金融人士的縝密，思索各種可能，最後定出了一個可以持續切實貫徹的實施方案：他要將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兒童變為一個可推廣、可延續的事業。
杜聰想，如果能夠建立一個標準、一套模式，一個村子裏所有符合條件的孩子都能得到救助，他們的家人就不需要為得到助學款而“扮窮鬥慘”，能有尊嚴地活下去。他定出的標準是：“父母雙方或單方患有艾滋病的孩子，都可以在智行基金會的幫助下免費入學，學費由基金會付給學校，免得被病人家庭挪作他用。”
苦心經營了近兩年的艾滋兒童救助項目已經逐步走上了正軌，在河南，杜聰雇了四名工作人員，固定地做材料收集、成績登記、家訪和回訪的工作。這個係統實行七個學期以來，已經有3000多名孩子從中受惠，甚至有20多名孩子考上了大學。對于考上高中或大學的孩子，“智行”將繼續負擔學費，這對于在苦難中掙扎的其他孩子來說，無疑有著巨大的激勵作用。考不上的，初中畢業後，杜聰想方設法帶他們尋找職業培訓的機會，最近，東莞的一名香港老板拍板同意，在不曝光的情況下，接納一批18歲以上的艾滋孤兒到工廠打工。
救人與自救
杜聰解救孩子是行之有效的，要解救自己卻顯得有點無能為力。壓力和苦難，常常鬱積在他那顆敏感的心裏。
“我有時看到電臺知心節目的主持人自殺的，我特別能理解，因為他身上積壓了太多別人的負擔。艾滋對我，也是如此。比如你看過一次謀殺，一次車禍，你會有心理陰影，但時間會慢慢將其淡化；但是我，每次去，都要重新看一次，這樣一層一層地積累起來。朋友勸我，‘阿聰，你要去看心理醫生啊。’”
但是始終沒有去，杜聰說，沒時間。
六個星期一次的下鄉探訪，去之前，他都知道等待著他的將是什麼。他只能偶爾跟朋友傾訴一下，更多的時候，他告訴自己，要超脫。他不是佛教徒，但是他供奉觀音，也時常上香、祈禱，作為一種精神寄托。在旅途中，他常常眼角含情地想起幾年前結識的同志伴侶，他始終支持他，是他堅實的大後方。那個時候，他覺得助人是幸福的，自己是幸福的。
每次回訪，村裏都會看見隆起的新墳，新得連草都來不及長出來。而且，杜聰知道，黃土下面，躺著的絕大多數是他認識的人、見過的人、拉著手向他托孤的人。在無處逃遁的悲痛面前，杜聰常常想起藏傳佛教裏的兩件法器，一件代表智慧，一件代表慈悲，他對自己說：你不能只陷在慈悲裏面，你得有大智慧，跳出來，才能幫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