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海》拒絕“超女”的傲慢與偏見

大型綜合性辭典《辭海》從今年開始將展開２００９版修訂工作。昨天，記者從《辭海》的出版社——上海辭書出版社了解到，新版辭海將增加近萬條新詞，“巴金”這一詞條將被收錄其中。而如“超女”等新時代詞匯不會納入《辭海》。（１０月１８日《北京晨報》）

“巴金”可以被收錄《辭海》，“超女”只能靠邊站，想必編纂者自有充足的理由。問題是，拒絕“超女”的理由能否讓人信服？而且，收錄不收錄“超女”這一詞條，到底由編纂者自說自話，還是應納入更寬泛的視野，這也是值得追問的。

余秋雨在參與推廣《辭海》正版的活動時，曾如此說道：“辭書是民族文化的度量衡，當這個衡量標準也被假冒時，話語權就徹底亂套了。”誠然，作為大型綜合性辭典，《辭海》考量著一個國家的學術能力，惟其如此，才更需謹慎，也更需要具有包容性、前瞻性和客觀性，而不能一味政治挂帥和惟意識形態化。新版《辭海》的編纂者稱，“將增補收錄一些對社會有重要影響的人物詞條”，“巴金”作為文壇巨擘，影響巨大，被收錄其中合乎情理。“超女”的影響自然也不容小覷，這一新時代詞匯為何就不能收錄呢？

按照自設的標準，想收錄誰就收錄誰，想拒絕誰就拒絕誰，這是一種怎樣的傲慢與偏見？這種傲慢與偏見的底氣在于，《辭海》的編撰者具有官方身份。１９５４年夏，一代歷史學家顧頡剛被抽調主持整理《資治通鑒》時，不無受寵若驚，甚至擔心會“聲名太盛”。顧頡剛是清醒而內斂的，但是未必所有的編撰者都能謙抑。如果任憑一己之好惡，來收錄新鮮詞匯，顯然是不可取的。

眾所周知，“清史纂修工程”已經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對于這一浩大的國家文化工程，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說：“要修清史，官修是必須的，但應該允許編纂者有研究撰寫的自由，而不能因為官修就只能定于一尊。”同樣，編撰《辭海》也應如此，編者應該更寬泛些，不能由少數學者說了算；視野應該更高屋建瓴些，不能太狹隘太封閉。

其實，《辭海》展示出的傲慢與偏見並非始自拒錄“超女”。有“中國第一字癡”之稱的李延良老人，嘔心瀝血地從１９８９年版本的《辭海》中找出了２０００多處錯，但是令人遺憾的是，“１９９９年的版本只更正了一部分，出錯處仍有近２０００處。”還比如，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定價３９８０元，並且一度不降價，如此高價有多少人能消費得了？試問，如果不是背後的官修身份，價格能會定得如此畸高嗎？

曾任《辭海》主編夏徵農說：“一切學問、文化是有繼承性的，同時它又受到歷史局限的限制，所以它一定會有缺點，因此《辭海》要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修正提高，豐富充實。”如何修正、如何豐富《辭海》是當務之急，問題是，不保持謙抑的姿態，不敞開寬廣的胸懷，不真正展現應有的包容，不破除挾官方以自重的潛意識，類似“超女”的新詞就不會被收錄。（王石川）